《新常态下精准扶贫创新机制探究》

新常态下精准扶贫创新机制探究

摘要。扶贫工作时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核心任务之一，目前我国农村仍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近8%。国家和社会各界在扶贫工作上投入巨大，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大量存在扶贫资源投入不精准、分配不合理、内生经济增长动力培育不强，甚至是贪污腐败等现象。扶贫工作应当作为区域协调发展、产业发展的内在工作之一进行设计投入并精细化运作，不仅仅将其作为财政上或者公益上的社会事业。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宏观政策的出台，精准扶贫这一理念逐渐落地生根。本文首先对新常态下的区域经济发展特征进行分析，并概括了我国扶贫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探讨了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创新机制。

关键词：新常态；精准扶贫；机制；创新

一、序言

经济新常态是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模式和动力的转化，主要表现为增长动力从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力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驱动，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同步进行；基于新技术和新基础设施的新商业、新产品和新模式涌现，其中市场网络化、经营主体小型化和专业化是核心；坚决推动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高资源和环境消耗型产业将大大萎缩甚至淘汰；品质消费和个性消费带动市场竞争走向以品质和服务为主的差异化竞争。新常态下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区域间的格局将发生变化，其中对于落后区域和贫困人群而言，既有危机也有机遇。精准扶贫工作必须对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征有正确的认知和科学的分析，才能有效运用新技术和新应用，有的放矢地进行精准扶贫。国家领导团队早在2013年11月时，习主席考察湖南湘西时就提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指导方针。2015年减贫和发展高层论坛上，习主席又再次强调，我国的扶贫工作要实施精准扶贫的策略，注重六个精准。分类、因人因地实施差异化的政策和措施。通过各种模式扶贫，包括创业就业、搬迁安置、生态保护、教育培育等，以低保政策保底，推动社会广泛参与。精准扶贫的方针与新常态发展特征协调统一，扶贫工作必须发挥社会各界的创造力，推动脱贫内生动力的培育，加快贫困地域和贫困群体生活生产技能的快速提升。

二、我国扶贫工作现状及问题

我国从1986年建立扶贫标准以来，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替身贫困标准，中央扶贫财政资金投入自改革开放以来提高了35倍，目前最新的扶贫标准为两个不愁和三个保障，不愁吃、不愁穿、有义务教育保障、有基础医疗保障以及有安全住所保障。我国的扶贫成就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率超过了70%。但与从我国目前的发展形势看，扶贫工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扶贫任务还是分艰巨。目前我国扶贫工作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贫困范围广，贫困程度深。据统计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总数为7017万人，其中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海南、湖南及河南6省的贫困人口都超过了500万人。除此以外，我国出京津沪外的28个省都存在相当数量的贫困人群，地域分布十分广泛，贫困原因多样复杂。同时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依然很深，全国仍有超过20万贫困群众用不上电，数千万的农村贫困家庭喝不上干净水，近8万个贫困村无客运班车。在83.5个自然村中，还是泥土路的自然村有33万个，占比近40%。致贫困的原因主要有因病致贫和地理环境恶劣，我国贫困人口中超过40%是因病致贫，超过1000万贫困人口需要搬迁。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大山深处，孩子们连最基本的健康成长都无法保障，在人生起跑线上应输了，这些都无不提醒我们，扶贫工作仍然迫切、任重而道远。二是内生发展动力缺失，返贫风险高。目前我国剩余的贫困人群大多数是多种贫困因素交织，除了受教育程度低以及医疗水平差意外，地理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薄弱、资金和技术短缺、灾害严重等多种致使贫困地区缺乏培育内生发展动力的能力。例如四川地区缺少资金的比重占约50%、因病致贫占54%、缺技术占32%。缺乏内生发展动力则难以抵抗教育和医疗的支出，更久无法根本上改变生活面貌。三是区域差异大，扶贫工作没有因地制宜。扶贫工作不仅需要持久计划性的投入，还需要发挥创新性，调动各种资源和技术能力。但很多贫困地区的政府没有将扶贫工作作为地区经济和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形式化和功利化现象严重。扶贫工作被作为应急只需，并没有建立长效的发展机制，也是贫困人群的内生发展动力难以养成的原因之一。在新常态下，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必然要求扶贫工作能够精准化和精细化落实。

三、新常态下区域经济特征及对落后地区的影响

我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是在集中资源发展优势地域和领域，先富带动后富战略下的集体成功，但从公平和谐的角度看，我国区域间发展的不协调是成功留下的后遗症，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绊脚石。发达地区的集聚效应，集中了绝大多数产业，吸引了大量来自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廉价资源如劳动力、原材料、农业产品等，而反向输出高价值的工业产品。而这样的区域“进出口”差异带来的剩余价值分配却不完全和谐，大量的利润留在了发达地区，提升了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资源的品质和规模。但对于贡献了额廉价资源的区域而言，本地公共设施和产业的缺失以及收入支出的不平衡，长久地禁锢在落后和停滞的发展状态，进而导致大量的贫困人群无法脱困。尽管区域协调发展已经在国家和社会各界达成共识，并在多年努力下通过产业转移、财政投入等方式，实现了落后区域发展的起步。但还未真正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我国就进入了新常态的发展时期。在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和区域间关系将呈现出新的特征，从而改变扶贫工作的思路、方法和具体措施。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最明显特征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增速放缓，劳动力和廉价资源的需求大大减少。新常态的提出的背景是国际竞争局势的转变以及国内经济发展到达了零界点，首先随着非洲、南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基础的巩固，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对我国长久以来的竞争优势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我国商品出口的竞争力逐年下降，而出口型企业又往往是吸引落后地区劳动就业的大户。其次，我国多年投资拉动为主的发展方式，造成了大量制造业供给过剩和泡沫，而区域间发展的不均衡更加剧了这些问题。物价上涨、大城市和自然环境承载力达到极限等问题都迫切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转型升级。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失业、教育资源竞争、医患矛盾等，也迫使政府和社会各界进行思考和转变。而升级转型的方向主要是以技术和资本为主要投入要素的新经济和新模式。因此，对于落后区域而言，新常态以为这就业机会和低端原材料需求的减少。同时，新常态也意味着新经济发展迎来黄金期。以新技术和新模式为代表的新经济，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全新的空间，例如互联网经济创造了大量新的业态和新的就业机会，如快递行业、电商服务业等。新经济的基础设施、投入要素、生产和流通方式都有别于传统经济，因此很多制约落后区域发展的因素在新经济环境下将消失或者大大减弱。最为典型的价值链的革命，原始生产者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实现与广大最终消费者实现无地域限制和无时间限制的链接，在社会柔性生产的支持下，能够实现低固定资产投入下的大规模生产。对于落后区域而言，新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首先，互联网+促进了产业转移，受益于网络交易平台和覆盖全国的物流系统，大量企业将总部部署在东部发达城市，而将生产和仓储部门分布于中西部地域，以获得租金、生产成本上的优势，同时也促进当地的产业集聚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提高。其次，落后地区依托自身资源禀赋，通过本地化的产业化发展，将高品质的农副产品和轻工业产品，通过电子交易网络和新媒体平台直接面向最终消费者销售。因此将原本“剪刀差”中的大部分剩余价值留在本地，同时也形成了内在的发展动力。概括而言，新常态下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即短期内会面临失业和发展速度的放缓，但如果能够及时抓住新经济的发展契机，那么将能彻底改变局面，从此步入快速自我成长的新通道。而抓住这一发展契机，不仅需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觉醒，还需要国家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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