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与经济5则范文》

我国政府与经济5则范文

第一篇：我国政府与经济摘要：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职能的转变。30年来，随着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经历了由政治职能为重心向经济职能为重心的转变；由偏重经济职能向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变的两个阶段。在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大致经历了政府职能下属化、政府职能外化、政府职能弱化、政府职能分化、政府职能综合化的过程。政府职能转变也存在着不可否认的问题与缺失：即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准备与事先设计不足；政府职能转变囿于机构改革，难以突破体制的羁绊；注重经济职能调整，忽视社会职能、公共管理职能的建设，导致社会发展不协调；政府职能转变没有制度保障；社会力量薄弱；路径依赖问题。关键词：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内容；

行政改革从政治职能为重心向以经济职能为重心的转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政府职能要从以政治职能为重心向“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的问题。1980年，国务院《关于经济改革的初步意见》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自觉地运用经济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为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经过1982年、1988年、1993年，特别是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逐渐沿着市场化方向前进，完成了由政治职能为重心向经济职能为重心的职能转变。从偏重经济职能向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进入21世纪，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步入了工业现代化进程。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要求政府职能从以偏重经济职能转向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另一方面，在改革的过程中也暴露出政府工作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足：生产安全事故频发、腐败现象严重、贫富差距过大等。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在继续抓紧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更加重视民生，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200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顺应了这种社会发展的需要，由偏重经济职能向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变，以推进政府从经济建设型、行政控制型的治理模式向服务型的政府模式的转变。

二、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分析概括起来，30年来的政府职能转变大致经历了政府职能下属化、政府职能外化、政府职能弱化、政府职能分化、政府职能综合化的过程。政府职能下属化。我国在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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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政府职能转变主要集中体现在政府职能的地方化，即权利下放方面。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改变政府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职能特征，政府管理职能尽可能地向下一级政府转移。下一级政府愈来愈多地承担了教育、科技、公共事业等公共职能，同时将一些具体的经济管理职能下放给企业与社会。政府职能的外化。政府职能的外化主要表现为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及国际组织的职能让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和公民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中介组织不断增加，社会管理的事物越来越多，单靠政府无法承担不断扩张的社会管理任务，因此政府的职能就必须向社会转变，使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具体的经济管理职能、公共职能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不断外移，企业与社会和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经济管理事务与公共事务，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由其自主经营。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由此，政府职能的领域在客观上缩小了，这为不断减少政府机构奠定了职能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程度越来越高，国际组织通过建立世界范围的生产体系，迫使政府调整国内的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将政府的经济调控职能部分国际化，从而使政府向国际组织让渡部分的政府经济管理职能，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就是为此做的组织准备与职能的调整。政府职能弱化。在1998年、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注重政府职能由直接的管理到间接管理，职能转变的重点是弱化政府直接管理的职能。职能转变要求政府不断解放生产力，去掉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度的政府管制，这就必然要求政府调整机构设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有放弃对企业乃至产业和社会的过细、过度的监管，并改变以行政命令的直接管理方式来进行具体事务的管理的现象，实行政府职能的整合，将政府工作的重心放在制定政策和提供服务上，这是促使政府部门实行大部制的重要动力。政府职能分化。2003年与200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转向政府自身，主要是理顺政府内部的职能关系，即政府职能的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的分化。这两次政府机构改革开始涉及政府体制改革的深层问题。政府自身改革最大的问题不是减少机构和精简人员，关键是要围绕推进政府改革的大方向，加强中央政府的决策职能与监督职能。只有将政府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分离开，并相互制约，才能形成良好的权力运行机制。政府职能综合化。随着机构改革中政府职能下移、外化、弱化与分化，以及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公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使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具体职能和公共事务不断外移，政府管理的职能范围不断缩小。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政府综合事务在政府事务中的比例不断上升，要求政府实施综合决策、综合执行与综合管理，以便加强对政府事务的综合协调与战略管理。因此要求政府职能转变不断地趋于核心化、中心化和综合化。2008年政府机构改革中实行大部制就是职能核心化、中心化和综合化的体现。纵观我国30年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与内容，笔者认为其特征表现为：政府主导职能转变。由于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后发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发展是赶超型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政府是发展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决定了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政府是职能转变的主导力量。在我国，基本上没有其他的社会力量参与职能转变，而完全是政府出于自主意识的一种自觉行为，政府是制度供给的主体。政府职能转变的本质是政府以自己为中心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调整，即政府通过职能转变的形式来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通过职能转变这种自觉行为，使政府权力逐步地、有选择地退出经济和社会领域，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形式明确政府权力运行的限度，从而实现政府与经济和社会的领域分离。由此决定了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构成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内容。政府职能由功能性向结构性的转变。在原有的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的价值取向是以政府的管理和规范为主体的，因而政府职能的功能是集权的、单一的、整体性的政府权能，政府职能在功能上突出政府整体的需要，政府职能的范围广泛，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政府职能的运行方式以政治性、行政性、直接性为主，同时政府职能的权能运行仅限于政府条块体系之内。通过30年的政府职能的转变，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职能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即从传统的、单一的、整体的政府功能性职能向分散的、多元的政府职能转化，打破了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一元从属的结构模式，收缩和限制了政府职能运行的范围，建立政府与社会的二元职能结构，着力理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国际组织、政府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以经济性、法律性、间接性的职能运行方式取代传统的政府职能运行方式，建构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职能结构。需要指出的是，在理论界理解政府职能转变是有误区的，一谈到政府职能转变就会被理解为政企分开和权力下放。这种对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它仅局限在对职能转变的功能性理解上，即把职能转变理解为简单的政企分开和政府内部的简政放权。而没有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与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不局限于政府体系内部，而是要冲破政府体系，在结构上调整和重新规范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国际组织、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事业单位的权利关系，以政府职能在结构上的调整来保证政府职能的功能发挥。

三、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存在的问题与缺失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取得的成果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由于其过程是艰难的、曲折的、复杂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可否认的问题与缺失。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准备与事先设计不足。纵观我国30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没有形成自成一体的改革理论，也没有完备的理论支持，没有理论的前瞻性指导，没有超前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30年的改革，我国处在社会与经济的转型时期，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尽管充满了新权威主义和市民社会理论的争论，但我们对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究竟发挥何种作用，作用发挥到何种程度，政府职能转变到什么程度，转变的方式与方向是什么，却没有清晰的认识，更没有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府改革理论。这就造成了政府机构改革具有随意性、反复性、成本高、具体目标不明确等问题。由于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没有理论的支撑与前瞻，每次改革均缺乏事先具体的设计，改革的基本程序没能遵守，本应事先设计职能，后建立机构，再安排人员，而在历年改革的现实中则是先合并机构与人员，再设计职能，因人设事，职能设计不科学，出现职能缺位、越位、不到位及重复设置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政府行政管理的效能。政府职能转变囿于机构改革，难以突破体制的羁绊。机构改革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物质承担者。我国政府职能的历次转变都是随着政府机构改革而提出并实施的，是以机构改革为切入点来转变政府职能。这就使政府职能转变仅仅囿于政府机构改革的范围与内容，实质上限制了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使政府职能转变具有了功利性色彩，同时，也导致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彻底，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几乎每次政府职能转变后，政府职能机构的设置很不稳定，常常是职能转变中分开的部门在改革后又重新合并在一起；在改革中被裁减的职能部门在改革后又重新设置，政府职能转变则流于形式。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在于对行政权力格局的深层次的调整与制度设计，这是一个具有全局性、超前性、引领性、深刻性的制度创新问题。政府职能转变作为创新的制度安排应指导政府机构改革，而不是政府机构改革引领政府职能转变。注重经济职能调整，忽视社会职能、公共管理职能的建设，导致社会发展不协调。由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的目标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因此政府机构改革历次调整均以经济职能为主，而调节收入分配、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强化危机管理的社会职能与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的服务职能相对较弱。这是造成社会不和谐、贫富差距大的重要原因。政府职能转变没有制度保障。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解构和重建的过程。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旧有制度渐趋解体，一方面新的制度不断建立。只有保持制度解构和制度重建之间的平衡，政府职能的转变才不至产生紊乱。对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而言，随着旧有制度的瓦解，新的制度并未随之建立，导致制度真空的出现。表现为：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政府权力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从而导致政府职能行为的失范。如：大部制整合职能没有制度依据，决策、执行、监督职能三分没有制度依据，因此政府机构行使职能的行为缺乏制度化和规范化，充满了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政府职能转变缺乏法治基础，即没有以法律的形式和法的精神来巩固政府职能转变的成果，而是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来宣示政府职能转变的成果，未上升到法治的高度，如此，政府职能转变就容易流于形式。如，1988年撤销了国家经济委员会，20世纪90年代初以生产办的名义恢复了，1993年改称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1998年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委，2003年又把它撤掉了。又如，能源管理职能，到底要不要有一个政府机构来统一管理，也经过了多次反复。1982年是行业部分设，1988年单设能源部，1993年恢复行业部分设，1998年降格为经贸委代管的行业局分设，2003年撤销所有的能源管理机构，2008年成立了两个机构：一是国家能源委员会，属于高层次议事决策机构；另组国家能源局，由国家发改委管理。可见随意性导致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高成本低效率，也使得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很大的随意性。社会力量薄弱。社会力量的成长与壮大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条件。一方面，一个社会在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具有了足够的自主性和自治力，意味着社会自身的成熟与完善。由于社会具备了较强的自我管理、自我协调、自我服务的能力，能够通过社会自身的力量与机制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因此社会对政府的诉求减少。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体性力量得到充分发展，使社会形成了对政府行为的巨大约束力社会需求的增长固然是政府规模扩张的基本动力，然而成熟的社会系统同样也可以制约行政机构的膨胀与政府职能的越位。如果社会具有较强的自我满足机制与功能，那么，它可以限制政府规模扩张的倾向。显然，社会自身的自我管理、协调和服务机制的缺失或者失效，才是政府规模扩张的直接原因。由此可见，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转型的真正实现，必须以社会力量的健全为前提，社会必须具有足够的自治能力以便承担起从政府机构分离出来的职能。否则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都不可能真正成功。由于我国一直以来存在的是“强国家”“、弱社会”的社会形态，国家和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并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干预，社会严重依赖于政府，丧失了自主自治的能力。虽然，在30年的改革中，社会在不断成长，但是远没有达到社会自治的程度。在改革过程中，政府通过职能转变放弃了一些公共事务的管理权，但职能转变并不等于职能消失，政府原有的职能为新的职能所取代，而原有的职能必须有新的承担者。由于社会没有相应的力量和机构或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承担这些分离出来的职能，反而增加了社会的混乱与失序，最终政府还是不得已要自己重新担起对这些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因而使得职能转变的目的无法达到，反而重新陷入“精胀”的循环。可以说，这正是我国历次机构改革成效不大的症结所在。由此可见，对于我国而言，要使政府职能转变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必须使社会自身的自我管理、自我协调、自我服务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完善。路径依赖问题。政府职能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中，一定的制度产生后，后始的制度变革会对初始的制度安排产生依赖，即沿着初始的制度变迁路径走下去，这就是制度的惯性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同样，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也具有路径依赖问题。我国政府职能转变都是在原有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上理顺关系的，而不是从构建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和创新管理模式角度来理顺关系。现有的行政体制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其弊端是每一级政府都是大而全，职能配置上下一般粗，机构设置上下对口；各行业系统又是封闭运行，集决策、执行、监督职能于一身，各自为政，权力很难制约。这种集权体制强化了等级制，虽然有利于上下管理的控制，但弱化了权力的制衡关系，忽视了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管理差异性，以及决策、执行、监督职能作用的区别。因此在原有体制中进行职能转变，只能是关系的调整，而不可能产生制度的变革与跃迁。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机构改革不断出现反复的原因所在。综上所述，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一个历史过程。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与内容是十分艰难与复杂的。尽管政府职能转变是艰难而复杂的，但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历程终将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责任编辑：于健慧）行政改革38

第二篇：我国企业与经济全球化学习时报：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全球经济格局变动

时间：2013-01-07原文作者：李建红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速回落也很可能成为一个长期的趋势，国内外经济环境中的各种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包括央企在内的中国企业既面临不少潜在的发展机遇，也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作为中国经济脊梁的中央企业，需要深入细致地研究探讨如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这不仅是中国企业有效应对当前全球经济变局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科学发展和长远目标的战略举措。

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格局变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深刻认识这些变化，是明确中国企业未来发展之路的重要前提。一是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弱增长”周期；二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酝酿新的产业革命与技术革命；三是新兴经济体崛起，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四是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加速国际政治格局动荡。

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家间的经济竞争更多表现为企业间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国经济能否继续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能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成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过去30多年中国企业在战略机遇期里快速成长。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经历了数次全球经济格局调整，但总体而言，由于中国经济保持有史以来每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企业在这一黄金发展期间所面对的机遇大于挑战。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抓住了战略机遇期，成功实现核心竞争力的不断跃升。

未来10多年中国企业面对的挑战大于机遇。一是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传统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二是中国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受到挑战；三是非经济因素增加中国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的风险。

成功应对未来挑战所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作为中国经济脊梁的中央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战略管控能力不强；国际化经营水平不高；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企业改革有待深化；市场化经营机制不够完善。

应对世界经济变局的主要着力点

加强战略思维，提升战略管控能力。中央企业要坚持战略导向，克服机会导向。未来10多年，世界经济格局复杂多变，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企业的经营风险也越来越高，只有在科学战略引领下的企业才可持续发展。

企业战略的制定须建立在对未来趋势的科学判断基础上，立足自身能力，具有前瞻性和跨越周期的特性。中国南车集团以战略引领创新和产业转型是实施战略管控的成功范例。自2000年成立以来，中国南车以战略为引领，以打造核心竞争力为中心，结合自身情况和宏观趋势分阶段实施四大战略：“整合归核”战略，即在成立之初、专业能力不足的时候，集中资源到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轨道交通装备领域；“借力强核”战略，即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缩短与国际领先企业的技术差距；“创新造核”战略，依靠自主创新实现技术领先，培育核心能力；“拓展扩核”，利用轨道交通装备专有技术优势，向相关产业延伸，培育未来“种子”业务。通过10年成功实践，中国南车全面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推进国际化进程，提升国际竞争能力。中央企业应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加快“走出去”步伐，积极开拓海外业务，提高海外市场份额，着力优化产业链和价值链。努力培养全球化思维和开放视野，立足全球配置资本、人才、技术、市场等资源，逐步实现战略、营运、管理及文化全球化。另外，深化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掌握国际竞争规则，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主流。中交集团的海外拓展是成功推进国际化经营的典范。该集团在巩固传统港口、公路建设、疏浚等市场的同时，逐步向机场、房基、电力、轨道交通、水利、环保等新领域拓展，同时带动投资、设计、咨询等业务走向海外，充分发挥全产业链的协同优势。

中央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属地化原则，通过任用当地人才、尊重当地文化、与当地经济融合、努力创造双赢局面等措施，使企业经营深植于当地市场。以中远集团为例，自从开展美国业务以来，中远长期被美国列为“受控承运人”，在航线和运价等经营内容调整时需层层报批，极大限制了其在美国的发展。但中远坚持深耕当地市场，一方面，改善经营，确保航运质量、安全、环保、服务；另一方面，聘请美国公关公司，做好反华议员工作。在美国波士顿港口处于困境、数千工人濒临失业的时刻，中远应美方要求，冒着短期内亏损的风险大胆开辟波士顿航线并实现盈利。最终，中远成功摘掉“受控承运人”的帽子，之后更获批投资洛杉矶码头。

国际化人才的吸收和培养是成功“走出去”的又一关键。中央企业要特别注重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精通国际商务规则的企业家，同时不拘一格用好、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适应中西方文化的复合型人才。例如，中国水电集团始终坚持“人才资源是企业的第一资源”理念，建立健全了国际经营人才的引进、选用、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在待遇、职称、职务任用上实行有别于国内业务的差别政策，集团聚结了一大批国际化精英人才，成为推进集团国际业务发展的中坚力量。

加强科技研发，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创新能力是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拥有核心技术胜于对资源的占有，而品牌优势则胜于成本优势。过去30多年，我国的科技进步大部分依靠从国外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在中国企业整体科技水平较低时，获取外部技术转移相对比较容易。但在中国企业科技水平逐步提高甚至在很多领域已赶

超国际水平的情况下，对手不再愿意扶持跟自己实力接近的竞争者。因此，未来十几年、几十年，中国企业科技的进步和技术研发必须依靠自我创新，不能再抱有继续依赖扶持的幻想。

中央企业要制定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发展战略与规划，好的战略是科技研发取得成功的前提和重要保障。必须明确科技创新的目标、方向与任务，建立健全企业科技创新体系，推动研发设计、工程及生产有机结合，促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同时，优化配置企业科技资源，加大研发投入，强化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着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并把专有技术优势向相关产业延伸。南车集团和中远集团是两个成功的案例。作为中国轨道交通装备领域的龙头企业之一，南车集团牢牢把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利用轨道交通核心技术，加快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步伐，并向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其他有协同作用的新兴产业渗透。以航运、现代物流和修造船为主业的中远集团，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全球造船行业的火爆时期，就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抵御住短期获得暴利的诱惑，坚定转型发展海洋工程战略，建立国家级海洋工程实验室，并通过全球招聘组建起一支高水平的海工设计团队，成功建造世界一流海工。

商业模式的创新也是企业创新的一部分。如宝钢集团在立足制造业的同时，积极开发“服务先行的制造业”等创新商业模式。在纵向上，沿着钢铁供应链延伸，提供基于钢铁产品的增值服务或材料综合服务，在理念上推进“以产品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的转变；在横向上，积极推动多元化产业，大力推进技术及商业服务模式，推动了公司服务业收入的迅速增长，在战略转型方面迈出坚实步伐。

推进转型升级，提升效率和盈利能力。根据产品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原理，企业经营高利润的环节更多体现在产品两端——稀缺资源和原材料、研究设计、销售推广和服务，而处于中间环节的生产加工、组装的附加值最低。在国际分工中，一些中央企业仍然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使得企业的盈利水平在外部经济环境波动时容易受到限制和挤压。未来中央企业要瞄准世界产业革命前沿，推动产业布局向产业链高端发展、向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增长方式要从依靠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同时，推进产权结构向股份制、多元化、证券化发展。此外，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先进产能比重，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使资源向优势行业和企业集中。

中集集团在上世纪90年代完整地掌握了集装箱的设计和生产技术，成为世界集装箱第一大供应商，占有接近50%的全球市场份额。中集集团在巩固集装箱地位的同时，规划发展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产品。第二代产品是机场登机桥，第三代产品是半挂车，第四代产品是钻井船。目前，登机桥、半挂车都已形成规模并已盈利；前三条钻井船已在英国北海油田使用，仍处于产业培育期。通过这种产业升级，中集已成功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到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

招商局集团“蛇口网谷”的开拓则是抓住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机遇成功实现老工业区转型升级的经典案例。2009年，深圳市政府出台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产业振兴政策。作为

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积极响应地方政府号召，充分利用政府相关产业扶持政策及区内厂房更新和产业升级的阶段特点，提出发展网络信息、科技服务和文化创意三大产业。通过改造出口加工业的旧厂房区，引进了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高科技产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如今，建设中的“蛇口网谷”已成为蛇口高端服务业基地和深圳乃至华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互联网产业园，并成为“广东省产业升级突破点”的示范项目。

深化企业改革，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实践表明，宏观经济形势趋紧，正是企业深化改革和提升管理的有利时机，因为来自外部环境的倒逼压力使得企业内变革的阻力和成本相对降低，且变革效果更好。中央企业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做优做强企业，以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

企业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原则，遵循市场化规律。一是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富有活力的企业经营机制。同时，推进公司化和股份制改革，实现公司股权结构多元化，建立规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把握好“控制”和“效率”之间的平衡。二是重视人事制度的改革，着力于建立健全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人才要职业化、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薪酬体系同样要市场化。人才选用可采用个三原则：在选用新兴产业和高度竞争性产业人才的时候，可通过全球招聘的方式，获得最具市场竞争力的人才；在企业已具备竞争优势、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行业，选用人才时可以内部产生为主；在特定行业人才方面，如需要跨行业专门人才时，由于此类人才很难直接从内部产生或者直接在市场上找到，可以通过专业的猎头公司来获得。三是做好全面风险管理提升工作，应对内外部经营风险。较强的风险管控能力是世界先进企业必备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世界经济格局持续波动的环境中，企业内外部经营风险明显提高，中央企业各种结构性、深层次的矛盾可能集中显现，这使中央企业的风险管控能力面临巨大挑战。因此，企业风险管理体系改革和重塑成为当务之急。中央企业应全面提升风险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对全面风险管理的认识、完善全面风险管理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加强风险评估工作、培养风险管理人才队伍、推动全面风险管理文化建设。中国五矿集团提升风险管理工作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中国五矿将集团总部与各经营单位分别定位为“风险管理”和“管理风险”的部门，清晰划分了两个层面的风险管理职能。同时，针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供应链运营风险等重大风险，有预警、有预案、有措施、有方案、有动态改进机制。在进行投资决策过程中坚持“五不投”原则，很好地诠释了风险管理与业务拓展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措施，中国五矿有效控制住了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风险与隐患，抵御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全方位冲击。

（本文章摘自1月7日《学习时报》，作者系招商局集团总裁）

第三篇：中央经济精神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中央经济精神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

组员：鲜欢欢、单丽敏、韩翔宇、周青、金玉媛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可以预见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台“政策紧缩信号”的预期已不存在，明年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无悬念，稳定仍将是大方向。

高盛银行中国经济学家乔虹预计官方政策立场不会发生变化。特别是预计中央经济工会议将重申“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他们希望传递出宏观政策仍将保持稳定的信号。我认为此次会议可能会保留调控通胀预期的内容，但不一定会明确地提及资产价格通胀风险。”乔虹说。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执行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昨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明年的宏观政策要转弯但不要转急弯，财政政策仍要积极，但货币政策要慢慢转向中性，为结构的调整服务。

明年我国的经济工作重点应该是调结构，这里的结构不仅是产业结构，还是‘大结构’——除了产业结构外，还有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分配结构和经济结构。只有这个目标明确了，其他的政策选择就好办了。因此明年财政政策应该唱主角，财政制度本身、财政支出结构都要优化。

关于出口结构调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产业经济学系教授郁义鸿指出，到了规划调整的时候了，“虽然短期内很难改变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局面，但提高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例是大势所趋。”他认为，可考虑更好地发挥外汇储备的作用，“它应该为实体经济转型服务”，“应该花一些钱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地引进先进的技术”。

促内需的地位应更重要。在11月27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明年宏观政策的趋向，第一条就是要促进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完善促进消费的政策。

“促内需的地位应该要重于调结构和保增长，从消费终端拉动经济的增长更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产业经济学系教授郁义鸿对本报记者说，“而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个税起征点”。

但他认为，去年出台的汽车、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等政策不是长久之计，“拿全民的税收去补贴一些群体和行业，不仅会导致不公平，还会扭曲资源配置，给调结构带来负面影响”。

股市不改振荡向上趋势。对股市影响方面，广州安惠投资总裁陈国华认为，这次经济会议召开后，有关未来流动性的政策是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的信息。即使会议防通胀政策超预期，那么在银行股带动下，股指短期也不会大幅下跌，股市长期振荡向上趋势不会改变。如果政策不超预期，那么在中小盘股和大盘股的风格转换过程中，股市就可能横盘振荡。具体板块方面，陈国华预计，新能源和低碳板块、消费等内需板块、金融板块可能从会议中受益。尤其是金融板块，它是受益政策微调最大的板块。

楼市明年下半年或调整。深圳社科院城市运营中心主任高海燕认为，民众对政策的依赖性不要过高。因为相较政策，市场调整更重要。不过，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张海清认为楼市价量暴涨源头是市场资金无出路，投资者对股市不稳定、投资实体亏损有目共睹，因此导致房地产在2008年调整之后遍地出现翻番现象。

她认为，短期内市场缺乏降价动力。

高海燕却认为市场存在调整机会。一是优惠政策的作用力有递减效果；二是市民购买力也有递减效力；三是2010年政策将适当收缩流动性；四是把资金投向楼市的中小企业主有可能因为在2010年要扩大经营生产而抽出资金，多种作用力的积累可能导致楼市走向调整。不过他认为2010年上半年市场可能仍未有大变化，调整可能出现在下半年。

理财建议调整资产构成。广州富垠黄金交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兵表示，民生问题将成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中之重。为此，包括房地产、消费、证券市场在内的诸多理财领域都可能面临着被重新梳理的前景，一些行业可能被进一步促进，一些行业则可能被遏制。

在此情况下，普通老百姓的资产构成就需要在会议后进行相应调整。比如说今年一年房地产价格飞涨，房地产价格可能会受到会议的高度关注，由此制定出抑制房价的对策，那么，想投资房地产的市民就得谨慎。又比如说证券市场，可能会受益于经济会议对于消费市场的进一步促进政策，也可能受累于银行货币紧缩政策，老百姓买股票基金做短线，还应慎重为佳。”这些可能改变的因素，共同构成了一种不确定性氛围，而黄金作为抵抗信用风险的最佳工具，向来适合在这种不确定氛围中发挥作用，则黄金的保值需求可能将增强，甚至有望取代部分原来的房地产投资需求。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侯惠民认为，在金价上涨的背景下，国内黄金市场未来看好，老百姓不妨提高黄金在家庭资产配置中的比例

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不会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发生逆转。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场金融危机给我国发展既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既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应对措施考虑得更周密一些，又要注重从变化的形势中捕捉和把握难得发展机遇、在逆境中发现和培育有利因素，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善于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情。

第四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职能的转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职能的转变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职能定位关键环节

内容摘要：经过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已由原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随着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得到不断加强，政府也在放权让利中逐步退出市场。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尤其要求政府职能有相应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政府既是改革者又是被改革者的矛盾，因此如何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实现政府职能的成功转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关键。正文：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提出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他强调经济改革必须和政治改革相适应。他说：“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

在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保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进行20多年的改革主要是侧重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一改革策略使经济改革能够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起步和推行。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必然需要政治体制相配合，仅有经济体制单方面的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持续进行下去了。因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要求，加快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我国改革能否向纵深发展的关键环节①。

陈淮也在向中国转型时期政府改革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指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以及应对“入世”挑战，我们面临的一个迫切之需求是“改政府”——政府转变职能。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定位

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拥有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工具，它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费用、最简单的形式把资源配置的信息传递给利益相关的决策者。它能够使消费品得到最佳分配，使生产要素达到最佳配置，让动态的经济发展问题得到基本的解决。但市场却不是万能的，它会在某些环节上失灵。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职责应是弥补市场缺陷。那么，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究竟如何定位呢。我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基础性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的有效运行需要相应的制度基础，包括产权的界定与保护，监督合同的执行以及公正执法等，尤其是适当的经济自由、产权制度基础和法律基础以及社会信用体系②。

（二）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公共物品具有消费行为的非对抗性和消费者的非确定性等特点，其产品一般投资规模大，生产周期长，这就使私人无法生产或不愿提供此类产品。因而必须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并监管其使用过程中的公平性与合理性。

（三）加强宏观经济的总量调控，增进市场和弥补协调失灵。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备以及市场竞争的分散性、盲目性，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均衡的实现具有长期性和波动性，有时甚至不可能或者即使达到均衡，经济上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因而有必要针对市场调节在总量均衡目标实现上的局限，引入政府调节。

（四）调节收入分配。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平等，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必然造成收入差距过大，因而通过制定分配政策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来调节收入分配，防止贫富分化，兼顾公平就成为以公众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政府的重要职能③。

此外，由腐败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既是无效率的，又会造成社会不公平，政府应加大反腐败的力度。①

②选自《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j].作者：吴敬琏.河北学刊，2004，（4）第39-46页。选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必须建设服务型政府》[j]作者：何颖.2004，（3）第65-68页。③选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政府职能的转变》[j].作者：王国泽，柳军.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3）。第10-13页.

（五）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改革是一种制度的重新安排，它意味着经济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必然会遇到那些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的人的阻碍和反抗。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只有通过政府综合运用经济政策、法律、行政和教育等手段，才能消除这种反抗。

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新的构想，构想指出，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从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向市场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转变，从优先于经济目标向优先于社会目标转变，从审批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从行政控制型政府模式向依法行政型政府模式转变，建立“有限、有效的服务型政府”。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这是深化政府经济职能改革的重要前提。任何行为本质上都是在人的观念指导下的产物，因此，观念转变在转轨进程中是根本前提。政府必须从转变行政观念、社会观念入手，推进市场化改革。

他认为信心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在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欧债危机不断恶化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二是来自中国内需潜力巨大。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仍然处在较快发展阶段。中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也是扩大消费需求、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过程，这将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力。同时，也需要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充沛的动力，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创造条件。三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释放出更大活力。

“中国内需的潜力很大，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我国经济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都将会处在较快增长的区间。”但李朴民也提醒到，虽然有诸多有利条件，今年我们仍将面临一些老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新矛盾、新问题又不断出现的情况，国民经济要实现从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转变，还需要持续不断努力。

他说，从国际形势看，世界经济尚未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又面临着欧债危机日趋恶化的新的冲击。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继续下行的压力不减，毫无疑问会影响我国外需的稳定增长。从国内看，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例如，农业继续稳产增产、农民收入持续增加的难度增大，节能减排形势严峻，一些“两高”行业扩张仍然偏快，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但只要我们利用好有利条件，抓住并切实用好战略机遇期，贯彻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策部署和方针政策，国民经济将会继续平稳较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