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为统战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长征为统战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长征为统战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陈延武

《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1日07版）

长征中，面对空前复杂危险的局面，我们党成功开展的统战工作保证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完成，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升了党的地位和影响力。长征中统战工作积累的宝贵经验，为后来我们党统战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深入总结长征中统战工作的宝贵经验，有利于我们在新形势下进一步传承好、运用好、发展好统一战线这一法宝，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汇聚强大合力。初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团结统一，工人运动中的各个政党、派别之间应结成统一战线。长征中，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长征中，党在生死存亡的考验中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广泛联合各种积极力量，建立广泛的同盟。通过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与前途的科学分析，我们党明确了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党的事业的关系，明确了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和方向。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毛泽东同志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系统深入地论证了各党派合作抗日的相关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指导思想、政策设计、目标取向等，表明党在处理国内外各种矛盾问题上、在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策略上走向了成熟。这标志着我们党初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逐步实现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长征前，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方面最大的教训就是忽略了对领导权的争取。长征初期，我们党总结各种经验教训，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根本上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是一致的。长征中，我们党正确分析局势，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我们党制定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具体的方针，提出要保证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觉察到日本帝国主义欲吞并整个中国，我们党随即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提出了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以及如何实现这一领导的问题。随着统战范围的不断扩大，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长征中我们党逐渐把握了统一战线的规律，实现了对统一战线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方面的领导，使党的统一战线理论逐渐走向成熟，为日后处理更加复杂的国内国际矛盾奠定了基础。

果断制定适时应势的统战方针政策。长征中，党的统战方针政策适时应势进行调整，服从于党的中心工作。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抛弃了“左”倾教条主义，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统战对象范围扩展至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为此，我们党制定了各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民族宗教政策，吸引了一大批少数民族群众加入革命队伍。长征后期，我们党的统战政策更加开放、统战策略更加灵活，把国民党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将“抗日反蒋”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为最终的“联蒋抗日”创造了条件。党的统战方针政策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全面开展形式多样的统战宣传工作。长征中，战事频繁、缺墨少纸，但我们党利用一切条件开展统战工作宣传，宣传形式灵活多样，如开会宣讲、座谈走访、石刻标语、油印传单等。根据时局变化，我们党针对沿途不同的民族和阶层采取了不同的统战宣传策略，宣传党的中心任务，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曾亲自演讲、动员宣传。红军中人人参与党的统战宣传工作，许多红军战士都随身带一截粉笔，每天在途经处写几条标语，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我们党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统战宣传唤醒了广大群众，为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奠定了基础。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篇二：简论红军长征期间的统战工作

简论红军长征期间的统战工作

苟翠屏

关键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统一战线

6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长征是伟大的，然而它却是在党和红军遭受严重挫败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由于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踏上了万里征程。其后，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也先后开始战略转移。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胜利会师，历时两年。其间，红军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敌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同激流险滩、雪山草地等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无数艰难困苦，最后以红军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宣告长征的结束。红军长征转败为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统一战线的成功运用。笔者就长征期间党的统战工作作一概述，以资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

一红军长征期间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实现了重要转变。“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国内各阶层人民都有抗日救亡的要求。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客观形势要

求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联合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中共中央主张抗日的态度是坚决的正确的，鉴于国民党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实行大规模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形势，中共中央也提出了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口号。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左”倾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推行“左”倾关门主义策略，实行“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党的统战工作局限于下层群众的狭小范围内，把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主要统战对象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排斥在统一战线之外，作为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样的打击和消灭的对象。更没有认识到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出现了一批要求抗日反蒋的爱国将领可能成为党在抗日反蒋斗争中的友军。反而把这些人当成“最危险的敌人”加以反对。这种只看到敌人，看不到朋友，把友军推到敌人一边的做法，不仅关闭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非常重要的“上层”之门，“下层”统一战线也未建立起来。最终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使革命蒙受了重大损失。

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和红军获得了生机。在行军中，党和红军即按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根据实际情况，有效地开展了统战工作，特别是对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华北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更加严重的形势，中共中央进一步认识到要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必须吸收更广泛的力量，开展全国更大规模更大威力的

武装反日的群众运动”[1]。并且认识到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倾狭隘路线与关门主义错误，提出要积极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工作。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标志着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重要转变。宣言中所规定的统战政策不再局限于下层统一战线，而是建立包括各党各派、各团体、军队、爱国侨胞、少数民族在内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后，12月即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基本政策，开始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党的统战策略方针为指导长征中的统战工作，胜利实现红军的战略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北积极开展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同东北军、西北军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协定，很快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抗日统一战线新局面。为把革命的大本营牢牢地扎在西北，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另一方面，在长征途中的红二、四方面军接到中央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后，“在新的策略路线下，开始转变工作方式及实际内容”[2]，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更广泛地开展了统战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红军长征途经11省，特别是深入到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遇到前所未遇的复杂情况，统战工作对象扩大。党和红军针对不同对

象，采取灵活的方法开展统战工作。因而，长征中统战工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颇具特色。

第一，利用矛盾，争取地方实力派停止内战，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地方实力派是指地方军阀势力。红军长征中，蒋介石调遣几十万军队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其中有国民党中央军，也有不少地方的军阀部队。一些地方军阀不满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又对蒋介石在“追剿”红军时采取“一石二鸟”的手段，力图使各地方军阀在与红军作战时两败俱伤，从而达到既消灭红军，又乘机削弱甚至吃掉地方军阀势力的图谋心存疑惧。为了保住自己“土皇帝”的地位，地方军阀中的部分人与国民党中央有一定的矛盾。这就为红军利用矛盾，争取地方实力派，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提供了有利条件。1934年秋，广东军阀陈济棠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在粤北构筑了堵截红军的封锁线。但陈济棠又不愿完全听命于蒋介石，暗中与红军联系愿与红军停战议和。9月，中共中央即派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的代表举行秘密停战谈判。其间，红军总司令朱德致信陈，阐明抗日救国大义，提议“双方停止作战行动”，“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的政治运动，并切实做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3]谈判结果达成了停战协议，为中央红军向南突围，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铺平了道路。1935年4月，中央红军到达川滇边境时，朱德写信给布防在该地区的川军第20军军长杨森的侄儿杨汉忠，表示愿与“切取联系”[4]。双方取得联系后，杨森密令其部队让道，仅以一支部队佯做尾追，使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过他的防区。党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提出后，红军在长征途中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1935年12月25日，朱德发表给川军的公开信，呼吁川军担当起抗日的责任，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生存而战斗。建议川军在结束内战;保障人民有组织和武装自己成为抗日志愿军的权利;在川军的全部区域内给人民的民主权利三项条件下与红军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5]1936年7月14日，朱德又给驻防川陕甘边，阻拦红军北上的川军第29军军长孙震写信，诚恳告知：“抗日红军，大举北上，实行团结全国抗日反蒋反卖国贼力量，收复东北失地，惟不愿与先生等兵戎相见于四川”，希望与之“联盟救国”。[6]8月7日，朱德又致信川军总司令、四川省主席刘湘，晓以民族大义。指出在国难艰深，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凡我黄帝子孙不愿做亡国奴者，莫不亟谋团结以抗日反蒋，争取民族独立。”川军将领当莫例外。针对蒋介石趁“追剿”红军之机阴谋消灭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现实，恳切指出“四川抗日军人，必须坚为联合”，并与红军结成统一战线才有出路，否则只会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7]通过这些工作，使川军将领理解了红军北上抗日的诚意，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红二、四方面军出川北上基本未遇大的阻拦。红二方面军进入云南后，也做了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的工作。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等曾致信龙云，建议双方缔结抗日停战协定。并动员刚加入红军的贵州开明士绅周素园写信给滇军纵队司令官孙渡，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希望滇军对红军北上抗日不予阻拦，“积极则回戈杀敌;消极则保存实力”。孙渡接信后，“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有

篇三：庆祝建党95周年和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网络答题-参考答案

单选题（15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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