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现状》

道德现状

中国当前的道德状况概观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从“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路，人民的物质生活大大富裕了，科学文化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这是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模式，更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为中国成为世界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当然，也无庸讳言，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我国国民的道德状况也出现了令人堪忧的状况，尽管社会上仍然有大量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出现，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许多公仆，有自觉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普通人民，但道德滑坡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倒退，这主要表现在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混乱与退步上。一段时间以来，道德议题的热度持续走高，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成为社会舆论特别是各类媒体常说常新的话题。无论是赞美道德模范的感言，还是抨击败德现象的批评，似乎都在印证这样的评论：2011年我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道德事件，勾勒出“感动与疼痛并存，谴责与反思交织，忧虑与希望同在”的图景。论辩各方对道德问题超乎寻常的关注和唇枪舌剑，折射了中国社会深厚的道德底蕴和中国人浓重的道德责任心结。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真正危险的道德状况，不是人们对败德现象的义愤，而是对道德滑坡的冷漠。无论是感动还是疼痛、谴责还是反思、忧虑还是希望，都传递着社会公众的善良意识和德性本质，反映出干部群众的道德自省和道德愿景，也充分证明我国社会的主流道德观念、主流道德行为和主流道德舆论的积极、进步、向善。信心比黄金更珍贵，道德的信心，正源自于主流社会更加强劲的道德呼唤和呐喊

在改革开放全方位的历史性成就中，毫无疑问，道德的历史性成就占有一席之地。看不到当前存在的一些道德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会丧失警惕，是危险的；看不到30多年来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成就和主流，就会丧失信心，同样是错误的。

如何看待当前社会的道德现状。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道德的负面新闻频频见诸报端，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时有发生，良知的底线不断被侵蚀。我们的道德水平究竟怎样，一时成了问题。

这些年，我们身边的美德从未缺少。

最美女孩儿刁娜舍身救人，让人看到心灵的美好;孙水林、孙东林兄弟千里送薪，诠释“诚信”二字的含义;“最美妈妈”吴菊萍不计后果爱心托举，给坠楼女童带来生的希望„„最近涌现出一个个道德榜样，用实际行动书写人间大爱，像红烛一样照亮道德的天空。

这些年，我们的道德建设也在不断进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道德体系和诚信体系建设，2008年的汶川地震，全国人民慷慨捐助，彰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道主义精神;北京奥运会上，140多万志愿者提供热情服务，展现首都群众文明素养;上海世博会上，会场内外无数市民用实际行动，让世界再次深刻感受文明有礼的国人形象。

道德焦虑，背后是社会问题

当前人们的种种道德焦虑，凝结在一点，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面临着诸多新挑战。

提起“扶不起的老人”，许多不作为的理由都似乎指向同一个案例：南京彭宇案。2006年，南京小伙彭宇下车时搀扶起一位摔倒老太，却被告上法庭索赔13万。遗憾的是，法院没有给出是非判断，却和稀泥式的各打二十大板，判彭宇败诉。如果做好人不仅没有回报，反倒有可能成被告，这让很多人在做好事前变得犹豫了。

2010年，郑州青年李凯强因一起交通事故被告上法庭。一些媒体在报道时，却只选择了李凯强扶起老太太成被告的事实，就将此事件定性为郑州版的“彭宇案”。而事实上，李凯强本人都已经承认是自己驾驶摩托车与老人发生了碰撞，并不是纯粹的助人为乐。

从经济的角度看，道德就是通过牺牲眼前的小我利益，来换取长远的更大的社会利益。但道德评价机制的不健全，可能会使不诚信或失德的成本太低，一些人可以轻松越过道德底线，而无须承担相应的损失。无论是司法的模糊判断，还是新闻报道的错误导向，又在无形中提高了当好人的“风险成本”。

因此，不是道德出现了滑坡，而是公众对道德的感知发生了变化，是在面对新的道德现象时，人们普遍感到缺少确切的判断标准，从而产生了世风日下的感觉。

道德没有敌人，她从来都是高尚人生的追求，永远能给世界带去温暖，给有道德的人以内心幸福和安慰。然而，道德在社会上并非孤立存在，它需要外部环境来促进和推动。我们的社会不缺少道德观念，缺少的是如何为这些道德观念提供有力的后援——道德建设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道德重建，社会转型的必然

所谓的道德问题并非始于今日，更不是只存在于我们身边。

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使欧美许多国家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社会各阶级和阶层也迅速向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并出现普遍的道德缺失。面对经济发展空前强盛与繁荣，社会冲突与道德危机却在不断加深的现实，西方国家曾进行了长期的反思与探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人口流动的加快，我国正迅速进入城市化的快车道。农耕社会“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土壤发生变化，但与此相适应现代都市的社会公德、约束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就容易造成失信、失德高收益却低风险，守护良知却要付出更大的成本等各种不正常现象。

两则故事放在一起，引人深思。对性本恶劣的人，不能出手相救，甚至还要“痛打落水狗”，这似乎没错。但关键是，这给道德预设了一个很不确定的前提。善良无法写在脸上。从表面上我们不能断定被扶后反讹诈的南京老太，和卡死在栏杆无人扶的南通老太，谁更性恶;这时如果需要做一个选择，应该如何取舍。在道德面前，潘跃昀无疑做出了一个十分正确的选择：那就是不在道德面前预先设立标准。“你没有办法判断别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但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好人”。在道德的律令下，所有的人都是应该帮助的对象，这看似道德的“盲目”，却是对自己道德标准最清晰的界定：出于内心，不求回报。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像潘跃昀一样，带着“自扫门前雪”的精神扫除内心的冷漠，那我们这个社会也会充满道德的温情。

见义勇为算得上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美德，可是近年来由于见义勇为引发的纠纷却不胜枚举，路人的“不为”或许正是来源于对见义勇为的不信任。而这类纠纷的产生，归根到底还是与国民的社会道德观有关

但是，要想真正地改变社会大众对待见义勇为的态度，不仅需要更多的“武器”来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更需要从整体上提高社会大众的整体道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