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发言稿》

检察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发言稿

检察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发言稿

作为学习会，我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习和思考中，选了两个小题，跟大家交流。

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意义。“理念”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新词，可能对外国人来说也是一个新的中国名词。因为我在电子版的英汉大辞典里输处“理念”这个词，没有出现相应的英语词语。可能在十年以前，大家在报纸上也看不到这个词，我国的所有辞典当中，我只中《辞海》只有此还中有这个词，但解释是：理念，旧哲学概念，柏拉图哲学中的“观念”通常译为“理念”。康德、黑格尔等人哲学中“观念”指的是理性与概念，同时也译作“理念”，所以那个名词跟我们现在讲的“理念”是不相干的。我国国家真正出现“理念”这个词是在20xx年的《中国现代汉语词典》，出现了一个一栏“新名词解释”，出现了“理念”这个词，它的解释：

1、信念；

2、思想观念。我国的学者、专家，包括我们法院的领导，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理念”和“观念”两词也是并用的，当然现在这段时间用“理念”这个词的多，用“观念”的少。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所谓“理念”，就是人们在认识规律过程当中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追求，是支配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指导。罗干同志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实质，概括为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从中可以看出理念的重要性。正如罗干所讲的，历史证明正确的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用于指导实践，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而一旦指导思想发生偏差，实际工作就会必然走偏方向，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巨大损失。现实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乃至我们经常讲的一些法制笑话，归根到底都可以从“理念”上找到原因。过去我们都讲“现代法治理念”，实际上“现代法治理念”这个概念一般指的是西方发达国家通行治理国家的方式、治理国家的理念，但是这个词存在很多问题。首先，“现代法治理念”的基本含义并不十分清楚，缺少制度规定性，谁也说不清楚它的内涵和外延。什么是“现代西方法治”，对此国外的学者们进行过阐述，中国的学者也作了研究，并作了一些概括，但迄今为止，无论西方学者们的阐述还是中国作者们的概括，都是从特定角度出发，缺乏对西方现代法治进行总体清理，并缺乏结合实际的变化，将法治的研究置于动态的泗礁，结果不是理论上以偏概全，就是脱离实践，独守一家之见，读者不仅对五花八门的理论感到扑朔迷离，而且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迷惑不解。从我国学者的研究当中可以看出来，“现代法治理念”这个名词，实际上含义不是很清楚的。同时，西方存在不同的现代法治模式和不同的理念，各种理念汗牛充栋，并且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我国的一些学者实际上对西方现代法治理念的认识并不全面，或者说很不全面，却到处推行以偏概全，还以为是灵丹妙药的所谓西方现代法治理念，并将此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结果把我们的思想搞乱。在司法理念上同样也是如此。另一方面，现代法治理念中包含了西方各国一些与我国实际情况不相符的问题，不加分析地引进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也可以从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如果有人推崇司法独立，强调西方的三权分立，大讲西方法院怎么怎么独立，但我们有些同志没有注意到，这种西方法治的独立实际上相对的。比如法治楷模美国，他推崇国家利益直上原则：在国家利益面前，什么都要让步，不惜发动战争，不惜屠杀他国人民，宗旨只有一个，为了我的国家利益。可以把成吨的炸弹仍掉别国的领土上，只要国家利益需要。最典型的例子我们还可以知道：中国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当地×××分子向当地的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说代表团的团长迫害×××。我国外交部向美国发出照会，指出这样做会影响中美两国关系，美国联邦政府就以“国家利益”为借口，这个案子如果开庭审判的话，会影响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为了国家利益，要求这个案子由法院撤诉。联邦法院就把这个案子撤掉了，这就是典型的国家利益至上，可以影响法院的司法权，所以法治也是相对的。

2、我们讲的人权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人权。在理论上，对刑事司法人权的保护，一般的理论界的讲法是仅针对被告人的。这个说法我认为是不准确不全面的，随着人权理念的发展，人权的概念早已发生变化，现在已经涉及到各个领域，成为人的基本权利。我国历来主张全面的人权，在刑事司法领域也是一样。人权在刑事司法领导不再单纯地保护被告人的权利，也包括被害人、证人、辩护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内容上已经更加广泛。我们如果把西方司法领域的人权概念引用过来，会带来问题。我国世界对证人专门的保护体系，对被告人也有专门的法律保护，包括改变容貌，改变身份，24小时提供保护等等，而我们国家没有这一切。如果刑事司法当中仅仅保护被告人的权利，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单纯讲保护公众的人权，不讲保护被告人的人权；或者只讲保护被告人的人群不讲公众的人权，都是片面和不准确的，都不符合我国的人权理念。作为刑事法官我们应该正确把握人权的基本内涵，在刑事活动中切实保护人权。保护人权包括很多方面，我这里只举一项，被告人的人权是不用说的，是刑事人权的保护重点。有两项我想讲一下：一是被害人权利问题。我们在审案中发现，有的被害人家属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精神赔偿。我们审委会讨论时，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案子，但是他没有提死亡补偿费。结果我们下面有的法院说，精神赔偿不能赔，死亡补偿你又没提，根据民事案件“不告不理”的原则，就简单地赔了几万块钱拉倒。上诉到高院，我们高院也有同志提出来，说：精神赔偿提了，没有依据，驳回了，而死亡赔偿金又没有提，没有提出我们又没有办法判。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理念的问题，怎么在刑事诉讼过程当中保护被害人权利。我们应当告知当事人，法律规定可以获赔什么东西。告了以后当事人仍旧坚持那样，那是当事人的问题；没有告知，则说明我们法官理念上有问题，说明我们司法为民的理念不牢固。另外，还有对证人的问题，很多文章强调，要保护被告人权利，保护被告人沉默权，但又反对证人的沉默权，证人不能沉默，知道就得说，不说就是违法，这里头也涉及到理念问题。涉及到的例子很多，讲起来时间很长，我就不展开讲了。在刑事司法当中的处罚权，定罪量刑也是人权问题，畸轻畸重都涉及到人权问题，不仅涉及到被告人的人权，也涉及到被害人的人权，涉及到公众的人权，所以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我们不能简单地来讲人权保护谁。

3、死刑二审开庭要解决的问题要解决的就是人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讲到死刑二审开庭意义时讲到五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和减少死刑。我们在政法委汇报的时候，政法委提出来，提高高院汇报的事情很重要，但是我们之前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二审开庭，政法委都不知道，你们应该向司法各家的领导说清楚，也应该向你们下面法院的领导说清楚，为什么要二审开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20xx年我们国家要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根据这个公约，我们要向全世界公布我们的死刑数字，而现在我们的死刑数字很大。所以中央在听取最高法院汇报以后强调：我们要保留死刑，但要控制死刑，慎重地适用司法，我们要依法治国，并不是杀人越多越好。构建和谐社会，死刑数字一定要逐步降下来。这是中央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涉及到我们国家最后公布死刑数字以后，我们在人权斗争当中怎么样处于一个主动的地位。所以死刑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最高法院想通过二审开庭压缩一部分死刑，然后最高法院再收回核准权，争取在20xx年以前把死刑数量降到一定的范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策，我们很多同志不知道，也不可能说，最高法院不可能在公开场合说这个事情，但是作为我们来说，死刑案件二审开庭是最高法院控制减少死刑的一个手段、一个步骤，它的意义非常深远，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政治形象，关系到我们国家的信誉，关系到中央的决策能不能够实现，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也跟同志们把这个事情沟通以下。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