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推荐《青春,现在和未来》》

文章推荐《青春,现在和未来》

青春，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一部中国政治社会进程、文化变迁的叙事，其实就是现在能够影响到中国走向的所有人的青春叙事的合力。而中国的走向，某种程度上，就隐藏在不同年代的人的青春的冲撞、交集中。

作者：本刊记者石勇

人从他的青春里走来。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说。“一个人对过去和现在了解得越少，他对未来的判断就越不可靠。”一个人的“过去”，总会以直接或变形的形式，被带到“现在”和“未来”，像幽灵一样伴随着他的一生。

最无法走出的“过去”，莫过于一个人形成自我认同、大声对世界说话的青少年时期，即“青春期”这一段了。

当下的中国，和个体一样，也没有走出“过去”，而且，正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序列，以及政治符号、体制选择上徘徊、迷茫、焦虑。维持“现在”的秩序显然是压倒一切的，但是，通向不同于“现在”的“未来”之门，仍然没有关闭——也无法关闭。一部中国政治社会进程、文化变迁的叙事，其实就是现在能够影响到中国走向的所有人的青春叙事的合力。因为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青春叙事各不相同。不同年龄、阶层群体在政治、社会、文化结构上打下的烙印，也会不一样。

而中国的走向，某种程度上，就隐藏在不同年代的人的青春的冲撞、交集中。

符号

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所谓的“青年”，不过是生理上、心智上的一个群体，最典型的，就是苏格拉底在雅典大街上对“青年”的模糊界定：年轻，有求知欲，精力充沛。

但现代性的“进步”观念，以及“革命”所召唤的反叛、理想主义、个性，终于让“青年”，还有后来的“青春”在不断变幻的历史中出场了。“青春”变成了一种可以改造政治、社会、文化结构的强大驱力。

而在中国，青年被视为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的主体，则是以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为开端。和西方一样，青年、青春的符号，在“五四”运动，以及中共的革命实践中，被推向一个神圣的地位。青春代表着未被污染的东西，代表着和已经衰朽的“老年中国”的决裂。它意味着天然的反叛、热血和理想主义，以及一个光明的未来。换一批“新人”，似乎就可以换一个世界。

青春期所表现出的一切，是一个已经“社会化”、且具有力量的人最本真的东西，它确实是可以改造世界的普遍热情的来源。在一个对政治、文化进行宏大叙事的时代，把青春捧上神坛是很自然的。

不过，这种关于青春的宏大叙事，没有对如下问题作出回答：当一个人的青春，处于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时，会对他的一生形成什么样的精神定向，这些精神定向又会驱使他在青春期过后，对既定的政治、社会、文化结构干些什么呢。

让我们回到一个人在青春期，当他的自我碰到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时的境遇。

没有谁是从黑暗和虚无中冒出来。精神分析往往把一个人在成年时的心理问题，挖到他的童年，寻找到问题的最初所在。但这只是个体的心理问题的历史。

但在青春期就不同了。一个人到了这个时期，已经“长大”，开始以“社会人”的方式来对抽象的世界，以及具体的政治、社会、文化状况发言。他最大的一个驱力，就是在把自己的存在投入到世界面前时，要确立，甚至玩出独特的自我。但他也只有借助无数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消费的符号来武装自己才可能做到。

不同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结构对人的心理结构的影响，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社会心理机制。这些符号变成了他心理上的事件，而且深入骨髓。而已经过了青春期的人，因为其自我早已定型，对于这些符号，在心理上实际上是隔膜的——这些事件，更多地只发生在他们的利益和情绪层面，一掠而过。

既定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形塑了一个人的青春，而反过来，他的青春也会对面前，以及未来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产生冲击。当他带着需要得到凸显、肯定的自我出现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面前时，多少会感受到压抑，对“主流”的东西不会像中年人、老年人那样有太多的认同。

于是，出现了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况。其青春期经历过某种政治、社会、文化背景的人，会本能地怀念、固守它，因为现在不同于过去的一切，等于颠覆了他的历史；但他其实也不能忍受过去的一切伴随一生。

如果对这种矛盾澄清一下，就是。一个人，一群人，会固着在他青春期时的人际环境、精神导向、价值观念上，但对于对他来说属于压抑之物的制度性的、结构性的东西，则不会留恋，除非是因为利益的强大理由。

看到这一点，实在是太重要了。

隐喻

放眼开去，今天的中国正在进行各种具有忧伤性、迷茫性、控诉性的青春叙事，而且都有政治和文化隐喻。

作为弥漫的社会心态，它们几乎囊括了各个阶层和年龄群体。这些青春叙事，以回忆录，以电影，以书籍，以电视剧，以媒体话题，以政治行为艺术的方式出现，在沉闷的“中国现实”中，在表达和想表达着什么。

这一个群体，会比前两个群体要么在利益上更能把体制当作母体，或者更加不会。他们的物质条件可以让他们像当年的西方反叛青年，但理想主义的缺失，又使他们不像。就是说，他们已经逐渐淡出和正在经历的青春，使得他们更附着于市场和消费主义之上，在改变政治、社会进程的理想中，或者是零散的，或者在青春过后，采取的，将是更务实，也即更不具有理想主义的态度。

从这几个群体的青春轨迹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体制—权力在心理上的认同，是逐渐淡化的；其政治理想，也从意识形态，到理想主义，再到实际的利益考虑。这和中国几十年的政治社会变迁轨迹大致重合。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它折射出的是。在推动中国向前走时，因为更多的是利益的博弈，而缺少超越利益的理想的强大动力，掌握权力、资本的人占据了博弈中的优势，政治、社会结构的改变是缓慢的。中国的政治、社会走向，既不可能是回到过去，也不可能突然换上另一个版本，而只能是根据现在的版本，一点一点地调整、改变、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