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政策与财政的走向

1998年以来,在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以国债为中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维护财政的稳定性及消除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瓶颈”障碍作用等方面,其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问题的凸现,尤其是全球经济萎缩,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重新考虑如何继续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来应付经济周期,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以图冲破经济发展中的“极点”,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

笔者试想以国债政策为切入点,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之走向谈几点看法。

一、国债规模的现状分析

通过发行国债,聚集民间资金来扩大内需,发挥其乘数效应,这不仅有理论支持,更有实践经验总结。但是,我们并非因此一谈扩大内需就油然想起要发债。国债空间大小,国债规模是否合理,这恐怕还得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一)从债务依存度、债务负担率看我国的国债规模

如表1,从债务负担率来看,我国尚存发债空间。但是,债务依存度,尤其是中央财政的依存度形势不容乐观。虽然目前财政收入受到制度外收费项目的排挤,经过调整之后,人们对此指标尚可接受。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的费改税工程才刚刚起步,在未来3-5年内不可能有彻底改观。因此,笔者认为财政收入受到收费项目的排挤,侵蚀财源的现象在以后较长时间内仍将存在,债务依存度依然较高,政府在发债时,必须充分考虑其自身的承受能力和发债空间。

(二)从债务总规模看我国的国债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新启动公债发行,尤其是1994年以后,政府债务规模迅速扩大,已成为政府调配资源,进行宏观调控的不可或缺的工具。有些人把我国的国债规模与美国进行横向比较,得出让人放心的结论(与美国相比,我国国债总规模还比较小)。但是,我国的国债发行历史较短,且偿债方式基本上是借新债还旧债,依靠政府投资项目取得的收益和经济内生增长力量来还债基本上未能反映在偿债资金里。因此,把我国国债规模与美国进行比较得出让人放心的结论实质上并非让人放心。

(三)从政府的隐性债务看国债总规模

单纯从国债本身这个范畴来进行比较,我国国债规模尚未达到警戒线(《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达标指标),但我国现实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债务和各种不良资产,增大了政府发债的风险性。日前,我国有影响的政府债务包括:政策性银行的债务和国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公共担保的国有和私营企业外债;社会保障欠账;粮食挂账和供销社挂账;地方财政的隐性债务,例如欠发达地区拖欠教师工资等。

综合上述五大要素看我国的国债规模,情况非常严峻,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政策协调司财务处估计,截至1999年止,政府的债务负担率为90%-125%.

二、国债两大实质效应分析

(一)从应债主体上看国债的挤出效应国债的挤出效应

在此主要是指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在资金上的争夺,有些人认为由于国债投资领域本身所具有的一系列独特特点(重视社会效应、周期长、回收慢等)决定了其投资具有不可替代性,民间投资根本无力在政府投资领域内分得一块自留地。其实不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和公共财政下明确的政府分工,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会越来越宽,门槛也会越来越低。如在此情况下仍对发债乐此不疲,则不仅会影响其资金的流向,更会打击民间资本的投资积极性,不利于通过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事实上,民间投资对经济的真正“飞跃性”发展起关键性作用。

(二)国债风险效应分析

由于政府的主权地位,人们一般认为国债的风险较小,发展中国家往往利用政府的主权地位大规模在国内外举债来促进或保持经济的增长。事实上,也达到了举债主权国政府的举债目标。但国际经验表明,许多政府错把这种经济增长带来的表面繁荣误认为永久的繁荣,没有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表面繁荣带来的经济泡沫,结果陷入了债务危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的国债风险主要内在于以下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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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资重点应放在农村、教育和环保方面

从现实情况上看,经过前几年大规模的投资,我国经济基础设施已有较大改观,同时结合上述第二点分析,有些项目支出效益不佳缺乏还贷能力,客观上造成了政府在选择项目时过于谨慎,不敢放贷,那么在此时,把资金统一于中央财政,把它作为预算资金,重点向农村、教育、环保等领域投资。尤其是向农村投资,如果彻底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设施条件,巨大的需求将会释放出来,形成排浪式消费高潮。

文章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应是一个有机的体系,政府在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时,应充分论证其可行性,将它们间的相互抵消效应降至最低点,使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真正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