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

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

近一年多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从局部扩散到全球，从虚拟经济扩散到实体经济，由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经济体。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发达经济体2009年将陷入全面衰退，新兴经济体也正面临严重冲击。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转型国家，只要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员，全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这次系统性危机的冲击。面对当前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我们有必要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行认真的剖析，并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

1金融危机的原因与进程

所谓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地恶化。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地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

次级债，是指发放给信用级别低、收入证明缺失，因而存在较高违约风险的借款者的抵押贷款。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主要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由于风险较大，次级按揭贷款的利率较高。金融机构为获取更多利润，把“次级贷款”门槛降得很低。在逐利动机下，美国次级贷款规模迅速攀升。2004年之后，由于美国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的持续降温，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急剧上升，引起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次贷危机爆发。

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到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两房”危机，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濒临破产被注资850亿美元拯救、全美最大的储蓄及贷款银行华盛顿互惠公司倒闭、冰岛等国家濒临破产，再到全球股市持续下跌，到目前已经演化为席卷美国、影响全世界的金融危机。

2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通胀压力、外汇储备、外贸出口、金融业和房地产五方面。一：对汇率的影响。中国拥有1.8万亿的美元外汇储备资产随着美元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会面临贬值风险。美元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一方面致使短期撤回的资本会重新回到中国，推动国内资本品价格的上升，产生更大的投机泡沫；另一方面给中国的货币政策运用、宏观调控带来很大困难。

二。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储备新增2806亿美元，使外汇储备净值达到1.8088万亿美元。截至2008年6月，我国持有美国的国债高达5038亿美元，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这就使得在这场次贷危机中，我国必须要考虑大量美元外汇的安全性问题。

三：对外贸出口的影响。中国是高储蓄低消费的国家，经济主要依赖国外需求，而美国占我国出口贸易中的50%美国国内需求下降极大地抑制了中国的出口，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币不断升值，也会进一步抑制中国的出口，导致经济衰退，增加了国内就业压力。四：对金融业的影响。从证券市场情况来看，中国股市一年来跌幅巨大，金融市场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国际金融动荡严重影响了国内投资者的信心，股票市场持续低迷。

五。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1，金融危机使人们的心理预警增强，打击购房者的购房信心，市场的观望气氛更加浓郁。2，银行给房地产的贷款在减少，房地产资金供应紧张。④从2001到2007年10月，房价平均涨了100%，此次金融危机会挤压掉中国房地产自身的泡沫，但也会增加商业银行的房地产贷款所面临的风险。

3中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对策

面对这次金融风暴虽然美国政府采取“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来挽救金融危机，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而更应该积极应对。中国应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在全球趋势的影响下更好地面对此次危机。

3.1调整外汇储备战略要完善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元化策略，将从美元资产为主到多种货币资产，同时优化美元资产的投资结构；购买海外石油及其他稀缺资源，参股收购相应海外企业；尽可能购买有助于培育国内自主创新的海外次核心技术、先进设备；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支持国内居民对外金融理财与投资，以鼓励“藏汇于民”。

3.2加强金融业的监管加强风险管理，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风险评级和风险预警机制，提高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积极稳妥推进海外扩张，通过资产在各地区的配置实现风险的配置，有效降低总体风险。

3.3刺激内需，升级产业结构扩大就业，提高人民可支配的工资收入；由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促使公众减少储蓄，增加内需；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出台相应政策促进出口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出口企业要积极开拓新市场，落实市场多元化战略。

3.4加强监管房地产市场政府要通过设立房地产等行业风险预警机制、强化房地产按揭贷款业务风险管理、对房地产行业指标保持密切关注、前瞻性判断房地产市场走势、提前采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来避免或缓解房价大幅下跌的不利影响。金融机构应建立和完善个人征信系统，推进资产证券化，增加融资渠道，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总而言之，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最大的警示就是。在国际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被动防守、漏洞百出的监管状态并不足以抵抗全球系统性风险，以开放的姿态，在提高本国市场主体抗风险能力同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才是保证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正确之路。

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外贸进出口增幅回落较快，投资增长有所放慢。

二。工业生产显著放缓，原材料价格和运输市场需求下降。

三。房地产和汽车市场低迷，消费热点降温。

四。就业形势严峻，部分企业经营更加困难。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增速下降，农民工返乡增多。

五。财政收入增幅逐步回落，金融市场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国际金融动荡严重影响了国内投资者的信心，股票市场持续低迷。

第二篇。贯彻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税收政策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税务部门既要着力强化税收征管、保证应征税款及时足额入库，又要加紧优化纳税服务、营造更佳的纳税环境，更要精心落实好中央为应对这场危机而推出的一揽子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中的涉税政策。

一、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之策

在最近召开的“两会”上中央领导指出，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

在扩大和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下滑，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很大困难。关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中央领导概括为两句话：一句话是挑战确实严峻，再一句话是机遇依然存在。因而，要求各级党政进一步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切实做好“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等各项工作，在应对挑战中开创新局面，在克服困难中实现新发展。这就告诉我们，中央推出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之策、战略之措；精心落实好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治任务、行政要务。毫无疑问，承担经济和社会管理与服务职能的各式各样的主体，包括税务部门，都应当以高度的国家观、凝重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政治使命意识作保证，精心地将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落实到位，进而尽快地实现我国经济“在应对挑战中开创新局面，在克服困难中实现新发展”的宏观调控目标。

二、税收是实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重要工具

综合各方专家判断看，这次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要大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此，中央及时作出的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决策之一，就是重启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十项重大措施来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央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组合运用了预算、税收、贴息、减费、增支、投资、国债、转移支付等诸多工具。其政策导向十分明确，有关高层人士将其归纳为十八个字，即“重民生”、“保增长”、“促消费”、“活市场”、“统内外”（既着力于扩大内需也兼顾促进出口）、“利长远”。显而易见，中央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极具战略意义的宏观决策。

税收是财政的重要部分，税收是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国务院推出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的第九项就是减税负、促发展。亦即自2009年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以鼓励企业技术改造。预计实施这项改革的当年就将减轻我国企业千亿元以上的税收负担。现在这项改革业已采用行政法规形式施行。显然，这项改革不仅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重在实现当前扩内需、利出口、保增长等短期目标的期间性决策，而且是具有长远和多重目标的，包括促进产业升级、换代、转型等在内的长效性决策，将在促进我国经济成长壮大上显现长期而稳定的宏观政策效应。实际上，国务院关于扩大内需的另外九项措施，不论是财政或是金融方面的，都与税收有着密切关系，都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内含了涉税内容。现在，与之配套的税收法规、规章，有的已经付诸实施，有的正在制定并将有序出台。无疑，这些法规和规章共同体现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家税收宏观调控政策，充分表明了税收是实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三、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税收政策是税务部门的重大责任

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国家就在税收上迅速推出了一系列以结构性减税为主，包括增值税转型、企业所得税优惠、出口退税率上调、成品油税费改革、储蓄利息个人所得税停征、营业税及契税等减免在内的“减负”、“惠民”、“扩需”、“促产”等政策措施。毋庸置疑，今后还将有新的政策措施陆续公布施行。

在此，我们首先要深刻认识国家实施上述税收政策措施的特别重要性：第一，其现实意义重大，事关我国当前抗击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综合能力和整体绩效，事关我国经济能否尽早排除困难、开启新局。第二，其具体作用重大，事关民本之所系—扩大再生产，事关民生之所系—提升就业率，事关民利之所系—提高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第三，其宏观影响重大，事关我国资源和能源、投资和市场、科技和劳力、城市和乡村、国内和国际、近期和将来的国民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的战略布局。

在此，我们还要深刻认识精心实施好上述税收政策措施是自身应负的重大责任：首先，这由税务部门职能和税务人员职责所规定，即担其职者必负其责；其次，这由上述税收政策措施的特别重要性所规定，即事体大而责任也大；再次，这由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一定范围蔓延、远未得到彻底遏制的形势所规定，即因道远而任重。需要指出，我们各级税务部门和广大税务人员历来是堪当重任的，在来势迅猛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也一定能够担当起精心落实国家税收宏观调控政策的重任。

四、“精心落实”重在保证实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税收政策目标

政策的意义在于有用，政策的有用在

于落实。前文已述，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各项税收政策意义十分重大。然而，这些政策施行效果如何，预期目标能否实现，则主要在于执行，主要在于税务部门及其人员的贯彻落实水平，因此讨论并提倡“精心落实”不无必要。

其实，所谓“精心落实”也就是以精益求精的态度用心去落实而已，旨在通过我们高质高效的实践活动，确保中央为应对当前国际

金融危机所推出的各项税收政策措施恰到好处地落实到位，从而获得预期效果，实现预定目标。这或许言之易而行之难，但对税务部门及其人员而言，实属职之所在、无以为辞。为了在实践中能够达到“精心落实”要求，我们有必要构建以下条件：第一，在思想上对“落实”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具有充分的、深刻的、敏锐的认知，并形成强烈追求“落实”效率和质量的主观意愿。第二，在作风上对“落实”保持高度的自觉性、能动性和务实精神，并尽可能地创新思维、创新手段来提高“落实”成效。第三，在方法上讲求“落实”的科学性，努力做到统筹兼顾部署“落实”、硬化制度规范“落实”、求真求实优化“落实”、厉行考核促进“落实”。第四，在结果上使“落实”转化成相应的“果实”：最大限地发挥出国家税收宏观调控政策在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影响方面的应有效应。

无需讳言，“精心落实”并不是新论点，难免人们对讨论这个问题的必要性不以为然，因为我们对国家治税的大政方针、法律法规从来都是精心落实的。笔者之所以在此论及，只是基于当前经济和社会情势，需要“精心落实”的涉税政策事项的确非同寻常、非比一般。应该肯定，“精心落实”也没有高难度，只要我们具有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即使难以为之也能破难而上、事到功成、甚或事半而功倍。当前，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精心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之中的各项涉税政策，对于各级税务部门和广大税务人员来说，既是重大责任，也是奉献机遇；既是艰巨任务，也是光荣使命；我们既应做到，也能做好。

第三篇：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及应对政策建议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及应对政策建议

2009-04-1516：08：31摘要]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并将继续遭遇就业冲击。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等青年劳动者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就业群体。由于他们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与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职工相比已经明显不同，因此，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要求，保增长、调结构和扩内需的政策手段，需要与保就业的目标紧密结合，从就业入手创造国内消费需求，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更可持续的源泉。本文对当前就业压力和失业状况做出估计，概括并解析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并从此出发提出稳定就业和治理失业的政策建议。

（50人论坛·北京）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并将继续遭遇就业冲击。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等青年劳动者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就业群体。由于他们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与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职工相比已经明显不同，因此，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要求，保增长、调结构和扩内需的政策手段，需要与保就业的目标紧密结合，从就业入手创造国内消费需求，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更可持续的源泉。本文对当前就业压力和失业状况做出估计，概括并解析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并从此出发提出稳定就业和治理失业的政策建议。

一、如何看待当前劳动力市场

在2008年以前的若干年中，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和劳动力供给速度减缓的双重影响，我国就业形势良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甚至许多地方遭遇到劳动力短缺。但是，当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并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以后，就业的这种局面就发生了变化，即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减少。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88个城市收集的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岗位供给数与岗位需求数之比）从2001年的0.75大幅度逐年回升，并持续到2007年的0.98。但是，到2008年的第四季度，求人倍率急剧下降到0.85，系2002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我国实体经济增长显著减缓的后果，主要表现为就业增长的减速，以及失业率的上升。

如果失业率上升得到证实，很显然，其性质属于直接受经济增长波动影响的周期性失业率。我们可以利用有关分析机构提供的采购经理指数（简称pmi）的情况来理解这个性质。pmi是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先行指标。它主要通过企业调查，将以下五类指标合成为一个综合指数，即企业的新定单情况，存货水平，生产情况，供应情况以及就业环境等。一般认为，pmi在50以上表明经济处于上升的区域，而低于50则表明经济处于收缩。考虑到pmi的先行性，因此，它是预测其他宏观经济指标走向的一个有用指标。从pmi中的产出指数与就业指数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来看（图1），它们从相对景气的水平上同时下跌到50以下，从而证明了当前失业率的周期性质。

图1：2008年下半年的周期性失业

资料来源：markiteconomics《clsa中国制造业pmi报告》，2008年12月1日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仅比2007年提高了0.2个百分点，与大多数人所预期的情形不尽相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根据一项样本为7139个城镇居民的抽样调查，发现在2288个经济活动人口中，有215人符合失业的定义，据此推算城镇调查失业率为9.4%（汝信等主编，2008）。这个结果的积极意义在于，采用更具有可比性的调查失业率指标，及时反映了经济下滑对就业的影响，以引起决策者对周期性失业的关注。此外，这个关于调查失业率估算的优点，还在于它把农民工的失业状况首次包括进来，而这在正式的统计中和以往的调查中是一个缺项。然而，由于以下原因，如果以这个调查的结果推断整体，并不令人十分信服，应该说高估了城镇调查失业率。

首先，这个调查的样本量太小，难以推断整体。特别是其中的农民工是一个户籍所在地与常住地及工作地点截然分离的就业群体，他们在地区的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因此，把他们混在一个仅7000人的样本中，实在无法具有任何代表性。

其次，农民工的抽样是难度极大的，该调查没有足够的信息让我们确信其具有对农民工的代表性，尤其是农民工与城镇本地劳动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经济处于下滑区间的时候，农民工又是最先遭到冲击的群体，就业损失最为严重。如果在城镇调查的抽样中高估（或低估）了他们的比重，在正常的年景中就会低估（或高估）城镇调查失业率，在危机年景则会高估（或低估）城镇调查失业率。

最后，根据调查失业的定义，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状态通常难以精确判定。面对农民工群体，我们常常难以精确地区分失业与退出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别，简单把失去某一项工作看作失业，与调查失业率的概念是不符的。

二、怎样估计就业冲击程度

认识当前劳动力市场状况，判断失业严重的程度，从而正确地制订应对政策，的确需要借助失业率指标。但是，中国目前的统计信息相对复杂，不了解统计定义就难以准确理解。因此，我们先从关于失业的统计谈起。

我们通常从公开的统计年鉴上看到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在2003年以前并不能充分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状况，这是因为当时在城镇还有一批没有工作的下岗职工，他们不被统计在登记失业中。但是，2003年以后，由于实现了下岗人员与登记失业并轨，这个指标对城镇就业状况的反映程度就提高了。不过，登记失业仍然有一些条件，如达到退休年龄的不再登记，没有当地户口的不予登记，那些不愿意登记或暂时没有登记意愿的人，即使处于没有工作的状态，自然也没有被统计在内。

根据公开发表的统计数据，我们还可以计算一个符合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因而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失业人员和就业人员都是针对16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如果满足下列三种情况，他们就处于失业状态：（1）调查周内未从事有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劳动（即就业不到一小时）；（2）有工作机会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现规定调查时点之后两周内）应聘就业或从事自营职业；（3）某一特定期间（现规定调查时点前三个月）内采取了某种方式寻找工作。否则，如果不符合第一种情况就属于就业；如果不符合第二和第三种情况就属于退出劳动力市场。根据中国的统计特点，这个调查范围仅仅能够包括少量在城市务工的外来常住人口，所以它主要还是反映城镇户籍人口的失业情况。可惜的是，尽管中国已经开始了可以计算该指标的调查项目，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官方的关于调查失业率数字发布。

我们在（图2）中提供了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两组数字，前者是国家统计局实际公布的，后者则是我们估算的。鉴于这些数字分别代表的意义以及不同的来源，特别是由于一些数字带有估计的性质，这里的失业率数字只能作为一种有胜于无的参考信息。从图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自2003年以后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直至2008年再次上升到4.2%。由于登记失业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失业者必须自愿主动进行登记，才可以反映在整体登记失业人群之中，城镇就业在2008年较晚时期才开始遭遇明显的就业冲击，因此，该指标对就业市场的状况反映相对迟钝一些。因此，我们仍然需要用调查失业率作为一种补充，以便更全面和及时地认识劳动力市场的最新变化。

图2：两种城镇失业率的统计和估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及作者估计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的数据，我们可以间接计算城镇调查失业率。1997-2005年期间为实际计算数字，2006年及以后为估算数字（在图2中用虚线表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虽然没有公布调查失业率数字，但指出近年来该指标与登记失业率的变化趋势相同，并且比后者高1个百分点左右。以此作为估算的依据，我们在2006年和2007年登记失业率的基础上加1个百分点，作为调查失业率的估计值。

我们估计2008年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即偏离了该指标与登记失业率相差1个百分点的规律，比2007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关于这个估计有两个依据。第一，根据对美国经济中采购经理指数（pmi）与失业率关系的经验，根据中国2008年后期pmi的下降情况，我们推算了失业率可能的提高程度。第二，根据有关研究机构估算的出口下降对gdp增长率的影响（green，2008），以及”奥肯法则”显示的gdp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动之间的关系，推算出的失业率提高幅度也大致如此。值得指出的是，这个估计并不精确，但是也不失参考价值。一般来说，美国pmi与失业的关系也好，美国经验形成的奥肯法则也好，都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的情形。但是，中国与美国相异之处通常表现在前者的劳动力市场结构特殊性，而这主要影响自然失业部分。鉴于此次失业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所以，用美国经验印证中国在经济下滑情况下失业率的变动，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其合理性和参考价值。

至于谈到农民工遭受的就业冲击，根据农业部调查，因失去工作提前返乡农民工2000余万，占1.3亿的15.3%。我们根据投入产出表数据，模拟了2008年因出口下降而导致的非农就业减少量为1763万，其中服务业664万，制造业969万。我们的判断是，迄今这些岗位损失主要压在农民工身上，这是因为容纳大规模就业的外向型企业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雇用的主要是农民工，而且解雇农民工的制度成本很低。这样的话，看上去我们的估计就与农业部的调查结果十分接近。

这两个数字的接近纯属偶然。实际上，我们还利用投入产出表还估计了投资和消费对2008年就业的拉动效果，两者都是正数，形成的该年度总就业是净增长的（图3）。不过，我们并不尝试把这个推算的结果与有关部门公布的就业增长数量进行一致性比较。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模拟中，出口、投资和消费的就业效果都是理论数值，即按照常规的系数关系，相关因素的变动会引起就业数量的增加或减少，但是企业实际应对的方式可以不同，例如他们并不采取立即裁员的办法，因此实际结果并不一定符合理论模拟。因此，我们仍然采用前述估计，即认为城镇劳动力所受经济危机影响，一方面是因房地产等行业滑坡，及其通过产业关联关系使前向和后向产业遭到冲击以后才发生的，另一方面主要是增量意义上的，如表现为大学生等新成长劳动力的就业难等现象。到2008年底，城镇失业的增加可以用前述1个百分点的调查失业率所包括。

图3：就业受三大需求因素影响的分解（2008年）

资料来源：张华初、王德文、蔡昉《抵御就业冲击的最佳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利用投入产出表的模拟分析》，2009年备忘录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

中国虽然已经接近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尾声，但是，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仍然十分明显，由此也构成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二元性甚至多元性。依照劳动经济学教义，劳动力市场状态无非三种，即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状态，比教科书上所讲的这三种类型要丰富得多，我们分别描述如下。

1.城镇正规就业。主要指拥有城镇户籍的劳动者，大多数从未经历过下岗或失业，在国有部门、集体部门和一些相对正规的新兴部门就业。他们具有稳定的劳动合同、法定的社会保障网络、随着工作年限而逐年提高的工资。宏观经济遇到危机的冲击时，他们总是最后被裁员的，他们的工资甚至具有一定的刚性。对于国有企业职工来说，其工资刚性来自于制度性的保护；对于某些新兴的非公有企业来说，工资刚性则来自于效率工资。如果忽视细节上的差异而仅仅以单位的注册类型来划分的话，这类就业人群占不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部城镇就业人口的约40%。而按照某些更有针对性的定义来划分，城镇户籍就业人口中大约60%-70%属于这个正规就业群体。

2.城镇正规失业。主要形式是登记失业，即在拥有本地户籍身份的前提下，享有进行失业登记，从而在规定的时期中取得失业保险金的权利。除此之外，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为同一群体提供更加保底的社会安全网。在政府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的情况下，各种瞄准到企业、社区、个人和家庭的就业扶助措施，也主要针对这些有本地户口的人群。在2008年4.2%的登记失业率下，这个登记失业群体大约有886万人。

3.非正规就业。他们的特点是在非正规的部门，如一些用工不规范的个体、私人企业，以及没有进行工商注册的经济活动；或者在正规的部门却不享有正规劳动待遇，如没有稳定的劳动合同，工资低于市场决定的水平，没有加入法定的基本社会保障项目。城镇居民中一部分经历过下岗或失业的再就业人员，以及一些新成长劳动力目前处于这种状态，大约为全部城镇户籍就业者的30%-40%。不过，由于具有本地户口，他们通常可以被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覆盖，也能够享受到一些地方性的就业扶助。

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的比例就更高了，据调查大约在2/3以上。目前，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中，那些在城镇居住超过6个月的，已经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而另一部分则具有更强的流动性，统计对他们的捕捉能力有限。但是，无论是否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农民工和他们的随迁家属大都没有被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网络，迄今为止也难以被纳入登记失业统计和就业扶助对象之中。此外，本地和外地农民工在乡镇企业的就业，也具有这样的非正规性质。

4.农业就业。在二元经济中，非农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所需要的劳动力，都来自于农业中的剩余。由于把城乡劳动力市场割裂开的户籍制度的存在，每当发生经济周期，城市对劳动力需求降低时，劳动力转移就会遇到系统性政策阻挠，农民工只好退回到农村的承包土地或其他家庭经营上面，而农业和农村家庭经济则周期性地执行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功能。这种中国特色的”工资分享制”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临时性、农村就业的不充分、农户收入的不稳定，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存在。

在农村务农的劳动力，可以被划分为常住务农劳动力和返乡农民工两个部分。常住务农劳动力的人数大约在1.78亿-2.28亿之间，他们呈现出年龄偏大的特点，只有18.8%在30岁以下，而81.2%超过31岁。至于返乡劳动力，在常规的情况下是个体行为，即有来有去，他们的年龄结构大致与上述常住务农劳动力相似。然而，受经济危机影响和劳动力市场冲击的返乡行为，则是以成批成群的方式进行的，而且返乡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更接近于外出农民工，即61.3%年龄在30岁以下，

38.7%超过31岁。

这种劳动力回流现象既有其积极的意义，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从积极的角度说，由于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大幅度减少，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已经遇到一定程度的劳动力短缺，而且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已经趋于老龄化，因此，这些相对年轻的劳动力返乡对于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许多长期在外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没有了承包土地，其中年轻劳动力从未有过务农的经验，因此，他们中许多人回到土地上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加上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尚不完善，就业机会不足和社会保护不充分，会使他们陷入比较脆弱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和生计境况。

四、应对就业冲击的政策建议

从上述几个就业群体的划分，可以看到具有中国特色的错综复杂的劳动力市场结构，相应的则是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就业岗位人员的多样化。例如，对全国88个劳动力市场的监测显示，在城市职业介绍市场上，寻职者的构成十分多样化和分散化，没有哪些组成部分占有绝对优势的比重。根据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历年分季度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就业转失业人员占17%，本市农村人员占15%，其他失业人员占13%，在业人员占5%，失业青年占22%。外埠人员占2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般结论是，虽然我们可以针对每一组特定人群制订相应的就业扶助，或者分别提供有效的社会保护，但是，除了稳定和恢复经济增长这个普遍有效的举措之外，并不能指望用某种单一的劳动力市场手段来一揽子解决所有群体的失业问题。

自2008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出台很多具体的保增长和促就业的措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形成的积极就业政策基础上，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就是要求把保增长、调结构和扩内需，更加紧密地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应该包括政府积极就业政策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拓展。

1.以扩大就业为目的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就业扩大的前提，但是，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却可能产生不同的就业扩大效果。特别是在刺激经济增长的投资计划中，偏重哪些产业会产生十分不同的就业拉动。在利用投入产出表对16个非农业部门进行分析时，我们可以发现，产业的gdp拉动效果与就业拉动效果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实际计算的相关系数为-0.225。中央政府进行的大规模投资和实施的产业振兴规划，通常以基础设施等大型项目和重化工业部门为关注重点，对于替代房地产等行业不振影响到的对上下游产业的需求，预期能够产生显著的拉动效果。而对于吸纳就业效果最明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则需要利用上述投资计划的地方和民间配套投资，以及减税、减负等财政手段给予扶持。

历史经验显示，经济危机的时期也是进行创新和产业重组的大好时机，包括在东部地区进行产业升级的同时，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仍然具有比较优势的中西部地区转移。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竞争压力加大，创新和产业升级成为生存的必需；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低廉，有利于进行重组和产业承接。例如，返乡农民工为中西部地区带回有制造业技能的人力资源，劳动者接受更多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成本也下降了，投资者和创业者可以利用这个时机积聚人力资本；一部分机器设备处于闲置状态，通过形成租赁和转让市场低价转让，可以大幅度降低产业形成的投资门槛；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鼓励性的产业政策，为东部的产业升级和中西部的产业转移承接，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就业和创业扶助的瞄准点是青年劳动者。在整体就业压力加大的同时，青年就业难问题更加凸显。除了农民工就业面临困难之外，大学毕业生等新进入劳动者群体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正常的经济增长情况下，青年就业遇到的难度就比其他群体要大，失业率也更高。例如，2005年按照城镇调查失业率口径计算，16-24岁年龄组失业率与平均水平相比高83.7%。在经济增长减速，就业机会减少的情况下，即使一些企业努力不解雇现有员工，也会大幅度减少对新人的雇用。目前在每年需要解决的就业人群中，各类毕业生大约占一半，他们在经济危机中面临着最严峻的就业困难，各种扶助就业和创业的措施应该更加瞄准青年人。

（三）健全完善中小企业信息服务体系

信用体系缺失始终是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阻碍之一，怎样改进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为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金融机构应当强化网络商务平台的合作，比如，阿里巴巴的网络商务平台建设及其对会员企业所采用的信用评级制度，就能够为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提供重要的参照依据。要积极建设网络联保权贷款措施，将产业链条中的企业进行打包发放贷款，并在企业间进行相互担保，从而为中小企业的融资创设出新的渠道。

（四）不断完善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