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模式的共时性和历史性分析

、应用图腾制研究草原文化的可行

图腾制这种分类方式是否可以成为研究草原文化的理论模型呢。依据以上我们的研究以及对蒙古族图腾起源的实例分析,我认为图腾制是可以作为草原文化的一种理论模型来分析草原文化的本质、精神以及表现形式的。

首先,我们要确定草原文化定义以及其特征。[16]对于草原文化的定义或内涵方面的研究,虽然有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富有创见的意见,[17]但是,就目前我所看到的资料表明仍未有一个得到共识认可的草原文化的一般定义。其主要原因是在于部分研究者是依据一种历时的研究模式,认为草原文化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积累模式;部分研究者只是按照部分比较的方式来区分草原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的异同。而草原文化的界定是对文化概念的一种限定,草原文化应定义为以草原为物质依托所形成的一种文化。草原文化是一种共时(synchronic)和历时(diachronic)综合定义体系。理由是:首先草原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次,在这个定义中只能是采用物质形态意义上的草原,非物质意义上的草原将会与文化概念交叉或重合。第三,之所以提出草原文化这个名词,其基于的理由就是草原与山地、海洋等自然属性差异而提出的。

草原文化的共时性就表现在以下两种文化模式:一是民族心理意义上的文化模式;一是文明形态意义上的文化模式;草原文化的历时性则表现为原始的文化模式、传统农业文明模式、现代工业文明模式,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模式。因此,草原文化的这两种模式也可以用如下一些特征来加以概括:

1.地域性——草原文化是基于草原天然物质基础而形成的,这就决定草原文化是具有地域性的,草原的独特的天然特征形成了生活在这里的民族的独特文化特征

2.民族性——依托草原生活的不同民族,因为历史原因而形成特殊的民族文化,同时,各个民族都是依据草原为物质生活的依托,在逻辑关系上,这些作为个体的民族文化内涵关系之间构造出一个共同交集,而这个交集正是草原文化的本质结构

3.复合性——草原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子集,因而是具有一个历史态的动态的结构,这种动态的结构是由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多个民族和多种生活方式的融合而构成的。例如,内蒙古草原文化中的宗教因素,蒙古族的“长生天”与藏传佛教中的很多教义并存等。尤其是在多元文化发展的今天,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生着交流。某些原始文化中的成分迅速地与现代文化、工业文化发生接触和交流,使得草原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态势。

4.发展性——即使是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也认为文化是进化发展的,只不过是从需求与互动的角度来理解某种文化结构的。草原文化结构中的某些部分是在动态平衡结构中发生演变的。尤其是草原文化中那些与生活和生产方式联系密切的方面,换言之,就是那些草原的独特物质条件影响日常生活的方面,正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正是基于草原文化的定义和特征,图腾制作为一种文化理论的假设,亦能用于研究草原文化。图腾文化体系的形成,为最早的有序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8]我们亦可借鉴法国人类学家奥格的分类模式,[19]把图腾研究应用在两个轴——进化与文化形成一个轴,北方各个民族的起源以及草原文化的历史性形成;象征与功能形成另一个轴;共时性的两个特征——民族心理意义上的草原文化模式和文明形态意义上的文化模式形成一个轴;而作为一种文化理论研究模式的图腾制理论,要比传统人类学的四个具体关切点要多些。并且,图腾制在研究草原文化方面,尤其是在北方民族的起源上、共同特征上、宗教崇拜等方面,亦可借鉴宗教人类学的方法,尤其是现在的宗教人类学通过引入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所进行的分类方法。[20]一方面,从共时性角度来说,草原文化的定义就是以草原这样的区域性特征为区分标准的文化定义,一般文化理论模式的象征和功能方面的理论就能很好地应用在草原文化的研究领域,因此,国外对图腾制的象征和功能理论模式亦能够充分地被利用来分析草原文化与图腾制之间的关系;其次,草原文化就是要进一步把草原文化与长江、黄河文化分离出来,形成自己的特征,这个方面是一种文化比较研究,国外现有的

文化比较研究理论模式,虽有很大的争论,但是个别的类型特征依然就能够应用于比较研究。另一方面,草原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作为历时概念的草原文化就是要作为一种文化概念把其从非人的方面分离出来。对于文化起源方面的图腾制研究,现有的基于进化论模式和结构主义基础的图腾制理论以及折衷主义的功能主义的图腾理论亦各有其利弊。基于以上对文化研究、图腾研究理论类型争议和草原文化研究的特殊性,国外对文化人类学本身中的一些概念和方法以及宗教人类学中的概念亦有激烈的争论。[21]而作为文化起源和特征表述的一个重要概念,图腾制正是可以从文化复杂系统标志的角度解释草原文化的起源,并通过文化起源的各个方面来系统化草原文化的特征,例如,草原文化的多民族起源,萨满教的图腾崇拜等等,从而形成一个具有突出特征的文化理论体系。

就草原文化的起源来说,依据现有成果结论,作为与黄河、长江文明一起构成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的草原文化是依据地域起源概念而划分的文化类型,其必然是包含着生活在草原上的各个民族所共有的文化特征。历史上曾有数十个民族在中国古代北方草原地区生息繁衍。而国内现有的书籍和文章,主要是集中在北方各单一民族的神话、起源、图腾制等单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颇为丰富的成果。[22]但近几年对草原文化方面的研究还未有一本系统地论述草原文化与图腾制之间关系的专著。随着草原文化研究的深入,希望能尽快看到以图腾制来研究草原文化的专著。

世界文化类型可分为大陆文化、海洋文化与岛国文化。

大陆文化的代表首推中国。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一个大陆性国家,虽然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它的品性不是外向的,而是内向的。中国文化以农业为基础,以家庭为本位,以中央集权制为统治框架。这三点决定了它在封建时代创造出人类前所未有的辉煌业绩,也决定了它很难从大陆文化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因此,它虽然有辉煌的历史,却在资本主义时代落后于西方,惨败于西方。大陆文化的另一个代表是印度,印度虽然三面临海,重心却在内陆。它处在东西方交汇点上,然而很可惜,它既不愿向东方发展,又不愿向西方发展。反过来看,东方人常常认为印度便是西边的终点,而西方人也同样认为印度便是东边的终点。于是印度便成为所谓的“桌球袋”。它虽然处在海洋的拥抱之下,却没有将海洋作为自己的文明发展之路,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某些十分相似的地方。

海洋文化的代表则是西欧文明,或者说是基督教文明。西欧文明自古希腊时代起,就是开放性的,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更有了空前的外向性要求,于是沿海国家首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尔后是意大利,再后是荷兰和英格兰、法兰西,相继得到飞速发展。于是从远洋航海开始,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契机,揭开了西方近代文明辉煌的一页。

与海洋文化相比,岛国文化尤有特点。岛国文化代表首推英国和日本。岛国文化集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之特点,对内有很强的凝聚力,对外又有很强的开放性。因为对内凝聚,它具备了某些大陆文化的特性;因为对外开放,它又具有某种海洋文化的特性。岛国一般面积不大,资源不算丰富,虽有发展,余地不算很大。因为资源不算丰富,所以增强了岛国人特有的危机感;因为内部发展余地不大,所以又增强了它们向外扩张的愿望。正因为有这样的特性,英国人才能在

17、18世纪的欧洲,创造出令历史感叹的经济奇迹,而日本人,也能一枝独秀,以亚洲人身份,率先跨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

第二篇:文化自信是民族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文化自信是民族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作者:林雅华《光明日报》(2017年04月18日02版)

【光明论坛】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今年1月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是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措施。

文化自信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精华、红色革命文化的历史遗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追求,是民族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若无文化底色,何来中国特色。因此,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相结合,接续民族传承,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念兹在兹的根本命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唯有接续民族传承,重塑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我们才能在中华文明的血脉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民族文化与时代文化。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建设与改革中,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信仰之坚定、意志之顽强、追求之高尚。这些红色革命文化的结晶,不仅是共产党人的初心所在,更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

以红军长征为例,这一艰难历程不仅映射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解放使命,而且也体现了中华文化中“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不屈不挠精神,体现了中国古人“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的矢志不渝信念,印证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些共同为社会主义先进1文化观的建构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红色革命文化中蕴含着丰沛的历史遗产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意蕴:甘于奉献的道德观、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观、不畏万难的人生观。而其中洋溢的道德理想主义,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与马克思主义解放使命的有机融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为什么能”的重要源泉。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具体文化实践中的生动表达,是现代中国向世界呈现的鲜活文化形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对时代精神的坚定把握、对时代使命的自觉回应。随着社会主义实践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拓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回应时代主题的过程中,创造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最新成果。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是鼓舞人心、凝聚共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础保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前提。因此,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我们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涵养底蕴、获得滋养,坚定自身理想信念,为中国梦的实现积聚磅礴的文化力量。

(作者:林雅华系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

第三篇。共时性的杂文随笔很久没有在周末的时间一口气完成3天的每日写作,想想过去坚持500日写作的时候,这样的写作安排对我来说比较轻松,但是这才恢复新的每日写作,要说真的能不能一口气写9篇文章,自己还是有些抵触,不仅仅是因为要写9篇文章,还要伪装出每天的想法和写作风格的不同,9篇文章也必须强调我在完成一篇之后必须给自己休息的时间,然后开始新的思考和写作。这种在写作以内的,但是又不属于每日写作的思考是过去坚持写作以来常常会出现的疑惑——似乎在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也思考过这样的事情,而那个时候似乎也预言了未来我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会突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按照科学理论,这样的情形,被称之为“共时性”——荣格认为这是一种人类心理现象中的“预言”情况,最终以“平行关系”打破了人们认为的充满着仪式感和“佛性”的“因果关系”,认为只是人类的时空错觉导致了“共时性”的发生,事实上我们认为共时的东西其实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事件,只是我们认为进行了共同罢了;比起这个,我更喜欢派克在《少有人走的路》里面的理论,他认为这是一种“gift”(恩典),是一连串幸运事件之中某一个被暴露给人类的契机,人们应该珍惜和感谢这些“共时性”,将它们理解成是一种上天的恩典,是上天对我们行为和意识的引导,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或许就能收获背后一连串的“幸运”。

但是无论那种解释,都太过于抽象以至于人们至今都没有科学地解释“共时性”的存在,或者说,越来越“科学化”的解释让原本充满神秘感和仪式感的“共时性”披上了残忍的外衣,因为它总有一天会被科学所解释,而那些原本依托“共时性”进行预言、成就自己、自我突破的人,他们原本依靠“共时性”获得的成就是否也意味着会被崩解——仿佛就是一个掌管着幸运的神,最终它施与人们关于幸运的不确定性都被人类用复杂的计算法则所破解,人们能够预估每一件事情的幸运值,而这个神系会瞬间坍塌,而依靠着这个神信仰和做事的人又将怎么办。

所以在科学还没有办法毁掉“共时性”这个虚拟的“神”时,我珍惜着每一个“共时性”的发生,被我称之为“冥冥之中”,仿佛就是生命中的股有条件一般,它兀自地发展着,对我的生活并没有决定性的改变作用,反而是我因为这些“共时性”做出的诸多选择,才有了我接下去的故事和生活,但是也是因为这种“冥冥之中”,你才会意识到人类多么的脆弱,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搭建自己可悲的安全感,但是除此之外又比无他法,因为这是一个人要强大自己必须经历的过程,所以只能珍惜那些“共时性”的发生,然后当成是冥冥之中的约定,被我留存在故事的脉络之中。

如果可以,那个关于“共时性”的神,我倒觉得是每一个珍惜“共时性”的自己。

第四篇:华为的“狼性”文化分析华为的“狼性文化”

华为从一个注册资产21000元,员工14人的小型民间企业发展到现在员工150000多人,销售额近2201亿元人民币的跨国公司,被业界奉为“神话”。华为能有今天的成就和地位,很大原因来源于其“狼性”文化的指引。

任何一个进入华为的员工,无论研发还是销售,都要先进入华为大学经历一个月的培训,华为之所以投入如此巨大建立华为大学,是因为经过这一个月封闭培训,都会激发出员工的“狼性”本能。所有人都以华为为荣耀,都希望将自己所有热情投入工作,所有人像一群饿狼,扑向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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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研究性的学习模式,能够加深学生对数学的认识,提高学习能力、创造及实践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培养对学习的兴趣,并锻炼其研究能力,能够真正体现新型学习的要求及素质教育的要求。在本文中,我们对于高中数学在教学中研究性学习形式的开展进行了探讨,并对该模式的构建所需要具备的条件进行了分析。

二、研究性学习的理论依据

1.建构主义是认知心理学派的一个分支。建构主义认为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只起指导者、组织者、促进者和帮助者的作用,提倡以学生为中心,为了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的实现对所学知识的建构意义的目的,必须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教材所提供的知识是学生主动构建意义的对象,不再是教师传授的内容;媒体是用来创作情境、会话交流、协作学习,是学生协作式探索和主动学习的工具,不再是教师传授知识的方法和手段。研究性学习模式提倡的就是以学生为主体、在研究的方法和研究过程中获取知识的规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此,数学研究性学习模式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有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