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河南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历史任务。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和重大方针政策，对于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三农”工作、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新农村建设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关注的热点。但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和认识还存在偏差。本文拟就新农村建设的几个问题进行研究，为政府及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的由来和发展新农村建设问题，其实是一个老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有，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则是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提出的一个新课题。这是随着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必然出现的一个历史进程性的问题。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取代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必然产生一个农业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其实就是所谓的新农村建设的问题。

1、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农村问题的提出

我国近代曾出现了三位“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先生，都从事过农村社会发展新模式的实

1验。毛泽东早年也撰写过一篇《新村计划》，他当时的合作社思想，深受日本的新村主义的影响。

晏阳初先生搞“博士下乡”，在河北定县建立“社会实验室”。他认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害。提出以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连环教育的三种方式，实施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以此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

梁漱溟先生主张“乡村文明”、“乡村都市化”，先后在广东、河南以及山东邹平等县从事乡村建设实验，建立政教合一的乡村学校，发展农村教育，培养农业人才，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推行禁烟、禁赌、放足等社会改良；进行农村行政组织改革，举办合作社，组织乡村自卫团体。

卢作孚先生主张“乡村现代化”，在重庆北碚开展乡村建设实验。作为著名的实业家，他筑路治河，开矿建厂，兴办银行、邮电、电站、农场，发展贸易。他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服务的同时，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卫生、市容建设。

这三位先驱同气相求，各自树立了成功的先例，在思想上也各有千秋。例如梁先生比较坚守中国的文化传统，并不完全认同西方的城市化理念。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重视教育。

2、建国后我们党对农村建设问题的探索

2中国的农村问题和农村建设，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做出了大量的艰苦的探索。毛泽东的农村建设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农村建设集体智慧的结晶，有很多真知灼见，当然也有历史的局限性，其中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参照、借鉴和指导意义。

1949年以后新政权通过实行土改，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土地改革完成之后，我们面临的是“汪洋大海般”的分散的个体经济。这种经济规模小、生产水平低，带有很大的脆弱性和自发性，若不及时地加以组织并引导它们走集体化道路，不但农业生产力得不到发展，也会极大地阻碍农业现代化，而且还会产生新的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在我国土改后的农村较为普遍。对此，毛泽东坚定地指出：“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惟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并指出：“对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把农业发展的“社会化”目标进一步升华为“现代化”。毛泽东认为，“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在这里，他把实现农业现代化同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

3技术基础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毛泽东反复强调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应不断提高农业的集约化水平，要采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对农业应施以科学的管理等等。

但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基本上放弃了40年代提出的乡村人口城市化思想。他希望不重走资本主义国家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老路而另辟蹊径，超越传统的发展模式，开创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这就是限制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而通过发展多种经营，扩大生产规模，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特别积极地在农村发展乡村工业，使农民变工人来实现乡村人口的就地转移。这集中体现在“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思想和实践上面。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包含了乡村工业化意图。但由于缺乏经验和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突出表现为社办工业发展过快过猛，导致工农业比例失调，农业的基础地位被削弱。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时所指出的：“公社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文化教育事业等，只能逐步发展，不能一口气办得很多很大，否则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但强调农村工业化应当逐步发展，并不意味着否定农村工业化本身。毛泽东提出的乡村工业化、工农业互相结合的思想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乡村工业化实践本身也是很有意义的探索。可以说，乡村工业化是改善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实现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4这些闪烁着真理光芒的新思想，体现了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集体对农业现代化新路子的可贵探索。这一历程与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目标的规划是相适应的。

3、“文革”后的农村问题

1978年文化大革命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能否吃饱饭的问题，其实也是如何解放农村生产力的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邓小平同志试图通过变革农村经济体制来推动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因此，体现农民合作化成果的人民公社被彻底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到2004年26年间，一直是在巩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建设，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载体，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农民生活得到的很大的改善，农村社会明显进步。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跟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农村政策的发展和升华

1、“两个趋向”重要论断是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石在2004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

5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是新形势下破解这一难题的一把钥匙。从而为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新时期党中央农村政策不断完善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基础地位得到加强。但由于受传统体制的制约，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不高，农业经营效益较低，农业发展停滞。随着实践的深入，我们党对农村政策不断完善。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

6通知》，是第三个“一号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项目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第四个“一号文件”，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第五个“一号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2004年1月，针对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的情况，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即第六个“一号文件”。主旨是促进农民增收，尤其是各项政策措施要更多地向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倾斜，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即第七个“一号文件”，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即第八个“一号文件”，全面分析了当前农业和农村形势，深刻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

7大意义，明确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和重大方针政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党加强“三农”工作、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从上述论述可以清晰地看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不仅是以往我们党“三农”政策的发展和延续，更是对长期以来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而且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以城带乡、以工哺农”阶段的到来。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以往的政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原来讲“三农”问题，都是从外部观察“三农”，其政策的着眼点都是针对“三农”问题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而这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将解决“三农”问题统一起来，把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总题目，作为统领农村各项工作的总纲，政策定位高远、全面，系统性、综合性特别强。其目的在于全方位推进农村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全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生产发展”和“生

8活宽裕”是要建设物质文明，“乡风文明”是要建设精神文明，“村容整洁”是要建设生态文明，“管理民主”是要建设政治文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措施很全面，包括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深化农村改革等方面。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一是要统筹规划，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拿出前瞻性的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的城乡建设蓝图，要体现各级政府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投入、强化农村公共服务的力度，体现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速度。二是统筹城乡市场体系建设，努力形成比较完善的城乡统一的公平竞争的要素市场体系，特别是要推进土地制度、户籍限制、城镇住房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推动农民走向职业化，实现身份的根本转变。三是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和农民的生活条件，防止把城市的污染弄到农村去。四是统筹城乡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事业发展，提高财政投入，在农村实行真正的义务教育，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五是统筹城乡社会保障，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认真解决好进城农民工等弱势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保证农民的生存底线。

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是加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涉及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伟大事业，也是一个艰巨和长期的任务。各地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科学规划，分类指导。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要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家园。同时要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为建设经济繁荣、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生态协调、和谐发展、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大支持。

课题主持人：任俊英（郑州大学）课题参加人：郭晓先任滢李峰

李明玉李树陈李江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