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特征分析

摘要:研究不同城市规模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情况,并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特征和务工经历与职业流动稳定性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平均1a换一次工作;小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男性、年龄较大、已婚、进城务工年限较长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更稳定。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城市规模;稳定性;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161(2014)12-0077-04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来到城市来寻找务工机会,因而出现了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带来了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农民工总量为2.69亿人,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为1.00亿人,占60.57%。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人生观、价值观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从小的生活环境较好,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就业偏向于长期性。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第

二、三产业的主力和支柱,因此,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职业流动特征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职业流动的稳定性,对于城市第

二、三产业的稳步发展和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数据来源及概念界定

1.1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2012年7―8月的调研结果。在辽宁省按照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从高到低选取了大、中、小三类城市规模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研,同时在各个行业进行分层抽样。其中:沈阳市为辽宁省省会城市(大城市);鞍山市、锦州市属于地级市(中等城市);北镇市、台安县属于县级市(小城市)。最终获取有效问卷651份。

1.2概念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指1980年以后出生,户籍在农村,出生在农村,未受过高等教育,来到城市从事非农就业3个月以上的农民工。

职业流动。指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就业后,再次更换用人单位、职业、工种或就业城市的流动行为。在同一个用人单位中职位、收入的变化不算作发生职业流动。其中换工作的次数是职业流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及职业流动稳定性。

2样本描述性分析

2.1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

职业流动频次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时变换工作的次数。若未更换过工作,职业流动频次计为0;若从事过两份工作,即为换过1次工作,职业流动频次计为1;以此类推。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33.18%的人没有换过工作,有93.10%的人换工作不超过3次。在大城市中,未进行过职业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同时在大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达到5~6次的占比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可见,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个体间差异较大。

从职业流动频次可以初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的情况,但在城市务工时间较长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必然较多。为了更准确地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稳定性,本文继续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务工时间。农民工务工特征与城镇职工不同,他们过年回农村老家后,来年再回到城市务工有些人就会更换工作地点及工作单位,因此,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做到1a以上,认为这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比较稳定;相对的,平均每份工作做不到1a就会跳槽,认为这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不稳定。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70.05%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比较稳定;

29.95%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做不到1a,即职业流动不稳定。在小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中等城市和大城市。

2.2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交叉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会根据其个人条件来决定是否频繁更换工作。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来分析个人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有71.40%的人职业流动较稳定,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6.15%的人职业流动较稳定,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农民工更多的要兼顾家庭,在工作上的精力比较少,因此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男性。年龄大于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较稳定的占比要高于小于等于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农民工开始倾向于找稳定长期的工作。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比较稳定的占比为83.70%,高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没有显示出明显的联系,但读过中专或技校的新生代农民工有90.91%的职业流动都比较稳定,这可能是因为中专或技校已经为他们的就业确定了基本方向,因此其职业稳定性较高。

由于在城市务工经历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稳定性也有很大差异。本文主要选取进城务工年限来研究就业经验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选取进城务工前技能熟练程度、是否接受技能培训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水平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年限越长,就业越稳定,进城务工大于9a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都做了1a以上。进城务工前的技能水平是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经历的起点,在进城务工前没有学习过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稳定的占比为70.13%,略高于学过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同时,在务工期间未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稳定的占比为70.82%,略高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两个数据都显示出有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的频率要高于无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这可能是因为当新生代农民工掌握某种技能后,其人力资本中专用型人力资本得到了积累,使其找工作具备了一个优势,因此相对其他人来说比较容易找到工作,这样他们会选择多次更换工作,以求最终找到工资、保障、工作环境等相对高质量的工作,因而降低了就业稳定性。

3结论与讨论

本文分析了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特征,进而研究了个人特征、务工经历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由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其年龄的增长及在城市务工经历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寻找长期稳定的工作。掌握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找工作上具备优势,但他们却倾向于频繁跳槽,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就业的选择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在注重工资收入的同时也重视用人单位提供的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等,这就使他们找工作有了更多的条件和要求,因此他们多次更换工作以找到最满意的工作;二是很多企业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但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未升高的情况可以看出,技能培训并没能有效地留住他们在本单位长期就业,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用人单位提供的技能培训正规性较差、质量较低、应用范围较小。

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稳定性,首先,政府和企业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拉进他们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的差距,以增强他们在城市务工的归属感,使他们更愿意在城市长期、稳定地就业;其次,用人单位要重视技能培训的作用,重视培训质量,这样才能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单位、本岗位有长期就业的意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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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生代农民工新特征新生代农民工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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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3月05日10:49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作者:陈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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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目标明确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直接从学校步入社会就业,他们外出就业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城市人或发家致富,实现体面就业、体面生活。

择业趋于多元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采取灵活方式就业,就业区域、就业行业和就业途径趋于多元化,找工作主要依靠市场。随着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农民工就业的行业不再局限于传统制造业和餐饮服务业,从事零售业、保险业、物流业等的人数日益增多,行业选择趋向多样化。随着中西部经济的崛起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就近就地转移就业的比重逐步上升。

城市融入快捷化。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同龄人具有相似的经济价值观,习惯城市工作节奏、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城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已不仅仅是打工赚钱、“来了又走”的地方,他们对城市文化、生活方式有着较多的认知和高度的认同。同时,他们的工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投资,储蓄较少,甚至有了“月光”和提前透支的现象。

价值观念理性化。新生代农民工对事物的看法普遍基于对社会环境和个人条件的现实认知而非感性的判断。据调查,60%的人认为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能够“实现幸福”,81%的人愿意通过从事待遇不等的工作、尝试不同职业、去不同城市发展等方式来实现个人能力的提升。同时,他们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90%的人以捐款、献血等方式主动为社会作过贡献,其中近八成的人没有考虑过社会会给他们相应的回报;74%的人主动对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效率提出过建议;99%的人愿意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80%的人表示特别期望自己的工作、学习、行为等得到他人的认同。他们更热衷于读书看报、上网、购物、交友和运动。自费培训(如电脑)、购买书籍,成为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这说明他们已意识到自身能力的发展和提高的需要。

身份地位边缘化。受现有二元体制的制约,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依然面临社保、子女教育、住房等显性障碍,以及就业歧视、婚姻、交友等隐性障碍。这使他们与其他群体的交流和融合存在诸多困难。随着户籍概念和城乡界线的模糊,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过程中容易交往到异性朋友,但社交圈子仍比较单一。他们无法在短时期融入城市社交圈,对乡情、亲情和友情的依赖特别大,绝大部分重视传统“乡族”关系并经常参加聚会活动,社会交往范围局限于狭小的同质性的农民工群体之内,与市民之间缺少互动与对话。这需要社会的转变。□

第三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问题分析论文摘要: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与职业技能总体偏低,直接影响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此,必须从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培训资助政策等方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文化素质与职业技能,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要。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文化素质;职业技能

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60%以上[1],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文化素质总体上有所提高,但相比城镇新增劳动力而言,其文化素质和人均受教育年限依然偏低,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只能在收人水平较低的非正规部门就业,而就业的不稳定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步履艰难。然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的高低不仅关系到我国未来产业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水平,而且还直接影响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他们的冷暖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服务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有效供给不足

职业教育的供给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各类社会培训机构等。从政府方面来看,在促进农民增收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加快农村富余劳力转移的同时,政府理应努力做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工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但是,一方面,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教育体制,教育资源分配明显偏向城市,尽管国家对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逐年增加,但与城市相比,农村基础教育长期发展滞后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农村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77.11元,全国农村普通初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163.56元,全国农村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9.74元,全国农村普通初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5.5元[2];城乡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均,直接导致了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不足,教学环境与条件无法满足农村教育的实际需要,导致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总体上较低,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进而限制了农民工进城就业能力;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指导下,职业教育往往被忽视。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比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低6973.89元,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比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低4057.14元[2]。职业教育的投入不足,导致职业技能培训发展滞后,总体规模较小,与新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不适应[3];农民工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整体偏低,其较差就业的稳定性,较低的收入水平严重影响了他们转移性就业。从企业方面来看,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和增加企业自身的竞争力,用工企业理应加强员工的职业教育培训,然而实际情况是,用工企业对农民工培训积极性不高。企业由于受资金、人员、机构、生产状况等影响,开展农民工培训多为岗前安全及规范教育,多数中小型企业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甚至不开展农民工教育培训,仅有的少量教育培训也只是围绕能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利益的职业技能展开,对农民工缺少企业精神、城市文化、城市生活常识等方面教育,未能从企业和农民工的长远发展来看待职业教育培训问题。从社会培训机构方面来看,社会培训机构的快速成长也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提供了可供选择的途径。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进入社会培训机构的比例依然较低,究其原因在于大多数的社会培训机构都是以营利为目的,较高的职业技能培训费用将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拒之门外。

(二)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教育的有效需求不旺

职业教育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的重要途径,较高的文化素质与职业技能意味着较高的收益。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职业教育无疑是改变自身命运,实现自身价值和人生梦想的主渠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的愿望异常强烈,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教育的有效需求不足。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相当多的实用技能培训收费较高,对于大多数进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是一个难以逾越的经济门槛;另一方面,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难以找到合适的培训时间;另外,许多培训内容与生产实际脱节,职业技能培训缺少针对性与实用性,培训方式不够灵活,培训地点离农民工较远,进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有效需求不足。

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水平的途径

(一)夯实农村基础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

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决定着未来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素质,它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因此,从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布局出发,必须夯实农村基础教育。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村基础教育的教学环境与条件;另一方面,要逐步形成资金来源多元化的农村基础教育办学格局,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积极参与农村基础教育,不断提高农村基础教育的办学质量与水平,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

(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

一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职业教育培训中的主导作用。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的与农村义务教育相衔接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充分发挥输出地政府在引导性培训上的作用,强化输入地政府在办学条件、用工需求、市场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满足输入地劳动力市场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的同时,也为输入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储备了大量人才;而伴随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提升,收入水平的提高,其转移性就业能力增强,越有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职业教育培训资金投入,制定有效的农民工培训政策激励措施,如通过税收优惠、补贴或奖励等多种政策激励措施,吸纳企业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入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之中;同时要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职业技能鉴定,落实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政策;另外,要建设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平台,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实时的市场需求信息、培训、就业一体化信息服务。二是要充分发挥企业在职业教育培训中的主体作用。企业要树立人力资本培养意识,强化岗位培训责任,使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接受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同时,企业要与培训机构密切合作,开展订单式培训、定向培训、企业定岗培训;大中型企业还要联合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建设一批农民工实训基地,促使新生代农民工、企业、培训机构的有效对接,切实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三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职业教育培训中的重要作用。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及农民工的不同素质,合理设置培训内容,确保职业技能培训市场与企业需求的对接,同时也要尊重农民工自身的意愿,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增强培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努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能力。

(三)进一步完善培训资助政策,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职业教育培训资助既是促进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建立和完善社会安全网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引导全国培训资源的合理配置,引导农民工增加培训需求的重要途径。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不仅有利于帮助有培训需求的农民工减轻个人培训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他们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培训,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素质,提高了自己的职业技能,而且增强了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培训资助政策,建立农民工培训直接补贴的配套政策体系,实行社会统一的国家资助扶持政策,为有培训需求的新生代农民办理和发放农民工培训卡,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培训补贴基本标准,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公平合理[3],真正把国家提供的优惠和帮助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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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农村流动人群不会“坐以待毙”,总要寻找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和生活空间。在城市社会的排斥下,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和社会。他们在城市主流社会找不到认同和价值的肯定,而转向自己群体的认可,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和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他们凭借着老乡、亲戚朋友等传统资源,去维持他们内部的秩序,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在不少城市,已经形成同一个县或省来的人生活在一起、集中在同一个行业的现象,甚至出现各种老乡团伙,占据一方天地。

有研究者研究发现,最近农村流动人群上访少了,并不等于他们面临的问题比以前少了,而是他们更多地借助于其内部的非正式力量和方式解决问题。这就是城市排斥的结果。城市的排斥,使得农村流动人群更倾向于挖掘内部的传统资源,去构建他们的生活秩序和圈子,去支撑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生存。长此以往,城市将形成双重结构: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当边缘社会不断扩大,势必对主流社会产生强大的冲击,从而会带来隔离、断裂后的紧张、矛盾和失序,城市居民也就不会有安稳的日子。

为了避免这样的恶果出现,每个城市都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将农村流动人群排斥在外,不能再继续把他们仅仅当做“过客”,新一代农村流动人群的出现和壮大,已经让城市没有多少时间去享受流动人群的“红利”了,继续靠农村流动人群的廉价劳动维持繁荣和发展的余地将越来越小。因此,只有给予农村流动人群以基本的市民待遇,让他们分享城市改革、发展和繁荣之成果,一个城市才能真正实现和睦相处、社会和谐的理想,才能保持可持续性发展。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从“卖苦力”到“拼智力”,从城乡两栖到定居城市,从单向涌入城市到开始回乡创业,中国农民工群体正在发生着脱胎换骨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