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司法救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论民事司法救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

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８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使我国的司法救助制度大大向前迈进一步。按照《规定》，审判机关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通过对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用的减交、缓交、免交的救济措施，使其能正常地行使诉讼权利，最终保护自身实体权利，从而实现了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让那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但经济困难交不起诉讼费的群众打得起官司”的郑重承诺，体现了社会公平原则。但在审判实践中，司法救助仍存在一些有待补充和完善的问题。笔者，就现行民事司法救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办法谈下自已的浅见，恳请老师予以斧正。关键词：民事司法救助问题对策

司法救助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审判机关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通过对当事人缓交、减交或免交诉讼费用的救济措施，减轻或者免除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的负担，保证其能够正常参加诉讼，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

一、我国现行司法救助制度

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一个经济上的“贫弱群体”，在法律诉讼中，这一“贫弱群体”常常因为经济上的“贫弱”，造成诉讼地位的“弱势”。有理，却没钱打官司，在各国建立起法律援助体系以前，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诉讼活动原本是不收费的。20世纪80年代根据法律规定收取诉讼费用后，人民法院也积极推行了一些司法救助措施，使一些经济困难的当事人一样可以平等地用诉讼手段保护自已的合法权利。但是由于这项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因此在执行上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如今，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好转和法律意识的提高，有理，却没钱打官司，这个问题日益引起了群众的强烈反映。“让那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但经济困难、交不起诉讼费的群众，打得起官司：让那些确有冤情但正义难以伸张的群众，打得赢官司。”2000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肖扬院长在工作报告中郑重承诺。2000年7月，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正式颁布实施。这一规定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司法救助制度从雏形走向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大步骤，对推进中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将起到积极作用[1]。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刘会生称，我们建立起的司法救助制度，与以往减、缓、免交诉讼费的措施，已经有着根本的不同：第

一、从制度上确保了贫弱群众行使诉讼权利，排除了随意性；第

二、形成了规范的操作程序，实践中能很好体现司法救助的全部内涵，体现了科学性；第

三、填补了法制建设中的制度空白，具有开创性。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明确，凡是符合以下条件的，都可以申请减、免、缓交诉讼费：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的；追索养老金、社会保险、劳动报酬而生活确实有困难的；当事人为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及其他人身伤害的受害人，追索医疗费用和物质赔偿，本人确实生活困难的；当事人为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孤儿或者农村“五保户”的；当事人为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残疾人的；当事人为国家优抚对象，生活困难的；当事人正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者领取失业救济金，无其他收入，生活有困难的；当事人因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生活困难，正在接受国家救济或者家庭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的；当事人起诉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生活困难的；当事人正在接受有关部门的司法援助；当事人为福利院、孤儿院、敬老院、优抚医院、精神病院、sos儿童村等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单位和民政部门主管的社会福利企业的。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实施司法救助有两个必备的前提条件：一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必须是当事人能够举证说明或者侵害行为显而易见，有胜诉的希望或可能的；另一个是当事人经济上确有困难，难以承担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的，当事人必须提交足以证明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据材料，其中因生活困难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费用申请司法救助的。2002年以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号召下各级法院积极开展司法救助活动，使诉讼弱势群体有了法律强有力的支持，及时淡化了社会矛盾，调解了民间纠纷，维护了社会稳定，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五年来，全国法院一共开展司法救助近百万件，一共减免当事人诉讼费数十亿元，使许多老人、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下岗职工通过减免诉讼费，向法律讨了个说法，争得自身应有的合法权益，司法救助使人民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党的温暖，沐浴着法律的阳光。2003年以来，笔者所在的博爱县人民法院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对12类157件案件实行了缓、减、免交诉讼费，总金额达35万元[2]。

二、司法救助制度是一项对贫弱群体的法律救济制度。

现代司法理念认为，法治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和千百年来社会政治组织经验的体现，其最主要的内涵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护，法律的基本价值在于“平等”、“正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低下，在社会竞争中始终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例如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因失业或其不可抗力造成生活困难的人等，由于这些人经济利益的困难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能力的脆弱性，在实际生活中这些人的权利被长期忽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群体不是缩小，而是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特殊群体出现了对现代社会的认同危机，长此以往，这批权利集团被日益边缘化，对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出现逆反心理。并且他们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方式常常是非制度化的，突发性的，这种方式很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例如，据报载，某大城市一建筑工地的数十名农民工为讨要工资而绑架工头，扬言要同归于尽。另报载，一进城打工的农村孕妇因无钱就医，在分娩时难产，自已将腹部剖开，造成双胞胎婴儿一死一伤。因此贫弱群体的权利应当得到更加特殊的保护，实现真正的正义。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称：“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不平等，„„作为社会制度或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必须从最少受惠者的角度来考虑补偿问题。”“补偿原则是指为真正对待所有人，社会必须更多的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要求按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法因素造成的倾斜，通过法律手段使之重新平等。”我国社会当前存在的弱势群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类群：

1、贫困群体，在计划体制下的贫困群体一般是指城市的“三无人员”（无依无靠无经济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人员）以及农村的“五保户”（由集体经济负担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或教的农村无依无靠的孤、寡、老、弱、残疾人员）。市场经济体制在带来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贫困群体，城镇的下岗失业人员、停产或半停产的企业职工以及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等等。据统计，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约有2000万人，贫困面约占全国人口的7%，再加上我国农村的8000万贫困人口，我国的贫困人口总体上达到1亿人左右。

（二）将司法救助当成“人情救助”造成国家财产的流失。有些地方拿司法救助当招牌，不能严格执行司法救助制度，变相送“人情”照顾“关系”，使不应得到救助的当事人得到了救助，严重歪曲、侵蚀了司法权威，败坏了法院的形象，干扰了法院的正常秩序。

（三）随意扩大司法救助的对象。有些法院在实行救助过程中将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也列为救助对象，认为①法人从其成立时起，就享有许多自然人相同的权利。②法人作为当事人的案件占受理案件数的相当比例，规定法人可以也实行司法救助，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③审判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曾在一定阶段针对特殊的案件，规定法人可以进行司法救助。我们认为司法救助是基于现代司法理念的人权保护和司法正义等提出的，显然把救助对象扩大到所有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缺乏理论依据。

（四）把司法救助变成为当事人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例如山东某法院在出台的《司法救助实施细则》中将为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登门办理立案手续，就地办案，诉讼中，被救助对象本人调取证据确有困难的经中申请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或由审判人员直接调查收集证据„„”作为司法救助的内容，显然将司法救助制度当成一种万能的法宝，为当事人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我们知道，司法救助制度只是诉讼费制度的补充与完善，不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