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俗文化变迁的感想(春节)

实践感想

春节,中国这个最隆重、最热闹的古老节日到来之时,深受传统影响而又接受着新观念的中国人在民俗的继承与扬弃间面临着抉择。中国人过年讲究四个方面–团圆,欢庆,祥和,平安。一家人团团圆圆地聚在一起包饺子、放鞭炮,享受着除夕过年欢庆、祥和的节日,向上苍感恩祈福,并提前预祝明年平平安安。正如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先生所说,”人们平常的生活愿望以及精神层面的生活理想在过年时集中体现出来。”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农耕时代的年俗在信息时代的中国终究有了变化,传统民俗随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变化部分地逝去,又部分地继承下来,出现了一些新奇的现象。尽管有一些民俗学家反对,随着通讯设备的普及以及人们交往地域的扩大,电话、短信还是不可阻挡地成为春节里的重要活动–拜年的主要形式。相对于上门拜年,更多人选择了使用电话和短信拜年。传统的形式繁琐、有着封建意味的祭祀与守岁开始淡出了人们的春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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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至于春节习俗的时代变迁过程中,我们对其应该持以何种眼光抑或态度来看待呢。

笔者认为,一方面从民俗学角度来看,传统春节习俗的消失也有可能导致春节精神的变异。就过春节而言,如出现了超市里购买速冻水饺代替了家人围坐在一起包水饺,打电话和发短信拜年代替了磕头作揖拜年等现象,就会导致年味的变异,甚至年味的变淡,因为春节过年,主要是一种沟通和增进亲情和友情的载体,而包水饺不是在于包水饺的结果,而更注重是包水饺的过程,是人们在一年的忙碌中,难得有的空闲中“拉家常式”的闲谈,以此彼此加深了解,促进感情的升华的一个过程,毕竟从超市购买水饺没有家人围坐在一起包水饺来的自然和亲切。故而,这种“变异”形式的变化,笔者是对此持保留意见的。另一方面,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正如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社会的进步或进化是处于不断循环的过程,是从生长—分化—整合—重组循环的过程,也就是说“传统”也并不意味着一层不变,而是随着历史变迁而逐渐转换和不断生成的,关键在于“传统”背后的精神内涵保持稳定。更何况,咱们老祖宗马克思就说过,事物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事物的变化运动是绝对的,这也足能说明过年的民俗的确可以“与时俱进”。更重要的是,中国人通过春节沟通和增进亲情和友情的精神诉求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变化的只是一些过节的习俗和形式而已。例如中国的春运无疑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潮,春运期间的“一票难求”,或“车满为患”等现象与其说是验证了交通部门的不作为,毋宁说是验证了现代中国人回家过年的强烈渴望。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春节的实质及内涵精神仍在延续着,仍然是中华民族最为隆重的节日。

过年这个最重要的民俗节日包含了诸多的精神涵义,春节民俗在时代变迁中需要合理地继承和扬弃,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更需要现代的人们精心呵护并挖掘、放大。总之,笔者认为,春节民俗的继承与扬弃与否,它是需要大家聚集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加以应对,我们既不能坐视传统习俗的消失和变异,也不能漠视新奇习俗的注入,阻碍春节民俗进一步发展的活力。而应象鲁迅先生描述“拿来主义”的态度般,予以面对,既要“吸其精华,又要去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