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的“民主化”改革剖析

编者按。2000年5月,《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作者之一大卫·科兹访问了中国,并就苏联解体以及苏联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作了大量演讲。在中国,人们对这两个问题似乎有很大的兴趣。这两个问题构成了该书的主题。本刊摘发该书关于“民主化”的一章,供读者参阅。

我们知道,在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后不久,公开性政策就开始出台。此后不久,也就是在1987年中,声势浩大的经济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最后,作为苏联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三部分的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也开始启动。尽管在1987年之初,戈尔巴乔夫就开始强调民主化,但是,直到1988年中,对苏联的政治制度产生实质性影响的重大举措才开始实施,实质性的变化到1989年才开始出现。毫无疑问,苏联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是戈尔巴乔夫议事日程中最具风险的部分。如果领导者能牢牢把握政治权力,言论自由往往是可以受到限制或者甚至是可以取消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可以修正甚至逆转的。可是,政治制度的彻底民主化,却可能大大削弱领导者手中的权力,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真正的民主化,可能会使权力从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手中转移到其他一些持不同政见的集团手中。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会采取这样一种冒险的做法呢。显然,领导层是基于这样三个理由的:

首先,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认为,只有通过民主化,才能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戈尔巴乔夫注意到,民主的缺乏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最大的障碍。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通过发展民主的各种形式,通过自治的扩大,才能在生产、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其他一切社会领域中取得成功。

其次,1988年领导层推进民主化进程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因为部分官僚机构已经成为了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阻力,所以戈尔巴乔夫得出结论,民主化是消除这种阻力、推进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将会使每一个苏联公民受益,他们是克服这场改革的阻力的生力军。民主化会使劳动群众行动起来,清除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阻力。更为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注意到:“民主化也是使目前的改革不至于半途而废的最根本的保证。”

第三,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层似乎已经注意到民主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他们似乎注意到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来说,民主是同等重要的一个目标。戈尔巴乔夫写道:“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和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好的社会应该既是有社会主义又有民主。他们很快就面临了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矛盾,因为民主化开辟了一条通向亲资本主义联盟和为权力而斗争的道路。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在自己的讲话和施政纲领中谈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尽管在他之前的苏联领导人也经常讲类似的话,但是,由于集权形式的政治制度,这些讲话并没有带来任何的变化。接下来,在1987年1月,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呼吁苏联社会的“高度的民主”,并把这一目标当作是党的“最紧迫的任务”。

1987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在如何使苏联体制民主化问题上,大家进行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主要集中在下述几个议题上:第一个议题是讨论对选举政治团体成员的办法加以改革的必要性。领导层提议让共产党和政府官员进行竞选,改变过去那种由上面直接任命和只有一个候选人进行等额选举的做法。第二个议题是主要权力机构角色的变换,政府部门特别是苏维埃政府在行使权力方面要更加积极和独立,而共产党则要从日常的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解脱出来。这就是所说的“社会主义的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和一种“监督和平衡的制度”。

为了贯彻落实这些新颖的民主化理念,戈尔巴乔夫采用了一种新奇的策略。他提议共产党召开一次专门会议,就苏联政府机构的民主化问题做出计划。在1988年6月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联走上了形势严峻的民主化道路。共产党党内的民主化

民主化的程序包括共产党本身的民主化问题。1987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提出,工厂、乡镇、城市的党组织领导要经过选举产生。而且享有很大权力的地方党委书记要由同级的党委通过无记名投票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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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科学院的一些拥护激进改革的人也被选进人民代表大会,这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作家协会也选了几个自由派的代表进了人民代表大会。

这是最富有讽刺意味的。在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组织中为社会团体留出750个席位,这可以被理解为对民主的最异乎寻常的破坏。1989年底,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未来的选举中取消这一做法。然而,许多家喻户晓的、很有影响的、赞成民主的代表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如果按照一般的地理区域来进行选举,不知道他们能有多少人能当选。

许多想维护原有社会体制的人都在竞选中失败了。几个军队高级将领也落选了。摩尔曼斯克的北方舰队指挥官、莫斯科的军事指挥官和列宁格勒的军事指挥官都被一般的竞争对手击败。而在民主德国的苏联军队总司令却被一个中校给击败。许多共产党的官员也落选了,包括一些没有竞争对手而大多数选民投反对票的人。列宁格勒地区党的领导人、政治局候补委员余日·索洛维耶夫就遭遇到了这样的命运。地方共产党领导人的命运以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等地最为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