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性质、特征和政策取向》

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性质、特征和政策取向

从２００２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今年一季度，承接上年的增长态势，增长率达到近年来的新高。这一轮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产业增长呈现分化格局，出现了一批新的高增长行业，这些行业受到长期性因素的驱动，并表现出显著的关联效应和群体特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所进行的“中国产业发展跟踪研究”项目的有关研究报告已对此进行了分析。本文在此基础上，对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性质和机制，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正在和将来可能呈现的特征，下一步的政策取向等作一探讨。

一、新的较快增长周期何以出现

（一）经济快速增长依赖于新的高增长行业

结构与总量的关系是经济增长中的基本关系。经济的快速增长通常不是各个产业均衡增长的产物。当部分产业的增长速度脱离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而显著提高时，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提高。这种提高程度，将取决于高增长产业的数量和规模。如果人们以为某个速度指标，如８％，是可以接受的快速增长速度，那么，将会有一个对高增长产业的数量和规模上的要求。对一个国家是如此，对一个适当大的行政区域也如此。

对一个以经济内循环为主的大国来说，高增长行业通常具有如下特点。

——需求导向。尽管从年度或其他较短的时间长度度量，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了所谓的“最终需求”，但若将时间长度适当延长，从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过程观察，消费需求才具有“最终需求”的性质。所以，高增长产业不仅是需求导向，而且是消费需求导向，这样才具有高增长的可持续性。消费需求的数量增长是通过结构升级而实现的，需求导向集中表现在那些反映消费结构升级的产品类型上。反映消费结构升级的产品类型的性质、价值规模和交易方式（如是否需要借助金融中介进行分期付款），决定了相应的高增长行业规模和持续长度。

——带动力强。高增长行业的强带动力首先基于体现消费需求的产品在产业链条上的位置。这类产品处于产业链条的终端，其增长将会拉动整个产业链条的增长。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产品和技术的复杂程度。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多、分工协作环节复杂的行业，即所谓“迂回生产”过程较长的行业，对其他行业的带动力相应增加。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较后出现的高增长行业的带动力通常大于较前的高增长行业，例如汽车行业的带动力要大于纺织行业的带动力。

——供给反应充分。积极而充分的市场供给反应是高增长的前提。当市场需求信号发出后，较小的进入障碍将大大缩短供给增长的周期。在市场发育不完全的环境中，产业进入的制度障碍经常是严重的问题。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对供给增长及其竞争力也有关键性影响。开放而日益扩展的市场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

二战以后，一批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过程。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先前的工业化国家提高，工业化经历的时间缩短。尽管如此，其中一些国家如韩国等保持７％以上的增长速度达40年之久。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相继出现一轮又一轮的高增长产业群，或者被称为主导产业群。中国的经验也验证了这一规律性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时间内，大体上经历了两轮以高增长行业所带动的快速增长周期。第一轮是８０年代初中期以轻工、纺织为主导的增长周期，第二轮增长周期是９０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开始的，起带动作用的高增长行业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公路、港口、电力、钢铁等）、新一代家电产品（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等）和房地产等。

１９９７年以后经济增长减速，对此可以提出这样的解释。９０年代初兴起的高增长行业动力衰退，同时缺少新的高增长行业的接替，出现了高增长行业的“转换缺口”，形象地说，出现了高增长过程中的“空档”。那么，中国还有无可能出现新的高增长行业。对一个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国家来说，答案是确定无疑的。这样，问题就归结为新的高增长行业的出现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而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又不能不对现阶段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基本结构和机制有必要了解。

（二）现阶段中国经济循环的基本构造

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依然保持着城乡二元经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仅相当于城市居民的1/3左右。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城乡消费结构存在着显著差异。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循环过程呈现出如下特点。

——从全社会看，消费结构升级首先表现为收入水平较高的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在现阶段，城市居民基本上解决了吃、穿和部分用的问题，开始向以住、行、通讯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层次升级。这种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会带动一批相关产业的增长，其中包括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通讯、旅游、医药等具有消费品性质的产业，为这些产业提供中间产品的钢铁、机械、建材、化工等行业，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与消费结构升级扩大消费需求总量一样，产业结构升级将扩大生产供给总量，相应地增加就业总量，一方面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新增就业和再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可以为农村居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提供机会，而这样的就业已经成为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

——收入增加后的农村居民将扩大对中档消费品如家电产品等的需求，并成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从而拉动部分传统制造业、住宅、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业等的发展，提高这些领域就业者的收入，进而转化为城市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的需求。

把以上诸个环节联系起来，将会看到一个循环过程，经济生活中的诸多突出矛盾和重要变量，如扩大需求、结构升级、增加就业、金融活动质量、城市化进程、提高农民收入等，都内生并互动于这一过程之中。离开这一过程讨论某一个矛盾或变量，很可能出现片面和误解。例如，谈“扩大内需”，作为源头的是真正具有最终产品性质的消费需求，其中起带动作用的首先是城市居民中体现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不考虑这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将社会总需求仅看作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项的简单相加，就可能出现误导。离开消费结构升级谋求消费需求增长，离开消费需求扩大投资需求，最终“内需”将难以“扩大”，短期内扩大了也不具有可持续性。

又如，农民收入增长迟缓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困难，是近年来经济生活中的焦点问题。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对城乡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无疑可以提高其收入，但更重要的是要扩大其就业机会，特别是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的机会，这样才能实质性的、持续地改善这些人群的收入状况。而扩大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中高收入阶层所带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农民和城市低收入人群收入低，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城市中高收入阶层没有充分地花钱消费。某个四川农民买不起彩电，是因为某个北京的白领没有买房。

再如，民营企业和小企业融资难，经常被认为是民间投资不振的主因。现有的金融体系不适应民营企业和小企业发展的需要，这些企业融资渠道的障碍较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在90年代初中期的经济高涨期，民间投资增长速度是相当

高的；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一季度，民间投资也出现了高速增长态势。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90年代初中期的民营企业和小企业融资环境要优于90年代后期，去年以来这些企业的融资环境在短期内有了突破性地改善。显然不是。除了融资渠道的因素外，市场需求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在市场需求不足、投资回报预期不佳或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必然趋于谨慎，民间投资者也不会乐观。“胆子”较大的反而是那些投资预算约束不紧的国有投资主体。在市场需求提升时，较早作出反应的往往是民间

年）。近些年来，产业集聚在我国发展迅速，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产业集聚使诸多产业的成本大幅度降低，竞争力因此而得到显著提升。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在方圆1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彩电、计算机等产品的采购价格较其他地区低３０％左右，中国相关行业的领先企业大都在此设立了生产基地。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将会进入一个产业竞争力与产业集聚密切相关的阶段，某一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将会具体体现于某个产业集聚的区域。这样的区域，既可能是某个产业具有传统优势的地区，更多的将是新创优势的地区。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和重组将会成为经济增长中的重要现象。这意味着，在某些产业具有传统优势的地区，如老工业基地，当相应产业出现发展机遇时，该地区未必能够分享这种机遇。关键在于能否形成与市场经济具有一致性的产业集聚条件。

第五，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产业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将促进几大城市带的形成和扩展。多年来在城市发展问题上争论颇多。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基本趋势不是重点发展某一类城市，而是若干个包含了大中小多种类型城市的城市带或城市圈的形成和扩展，大多数人口和资源将会集中于这些城市带或城市圈。与国际经验类似，我国沿海地区的几大城市圈和内地沿交通干线的若干城市带正在形成之中。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一批高增长产业快速成长，将会加快上述城市化进程，二者之间形成密切地互动关系。新的高增长产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日趋深化。过去包容于一个企业内部的上下游生产环节，越来越多地分解在不同的企业之间，一个企业往往专注于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甚至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主机厂的外部采购率因此而逐步提高。专业化分工深化后，产业链条的运转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显著加强。从时间上计算，一个产品真正处于生产制造环节的时间只占少部分，大部分时间处在研发、采购、储存、运营、销售、售后服务等阶段。这一特点在技术含量、附加价值较高的电子通讯、汽车等行业表现地更为突出。由于服务业大都依托于城市，新的高增长产业对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巨大需求，将为城市发展提供重要动力。近些年来，出现了不少产业与城市“共生”的典型案例，如香港、深圳的城市功能与东莞的电子通讯产业发展，上海的城市功能与昆山的电子通讯产业发展等。各地在城市发展中普遍存在寻求“产业支撑”的问题，新的高增长产业的快速成长，将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更多机遇。

，国债投资在经济增量中的贡献是逐年降低的，但若停止国债投资，经济增长中的“存量”部分会相应减少，从而影响总体增长速度。因此，国债投资“淡出”的必要条件是：经济中的内生增长力量在支持一定幅度的增量增长的同时，能够弥补由于国债“淡出”而留下的“存量”缺口。随着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展开，国债投资“淡出”的条件和时机正在成熟。何时以及多大程度上“淡出”，将是一个随机抉择的问题。积极财政政策意义上的国债投资“淡出”，并不等同于不再发行和使用国债。国债的规模可以适度减小，以为今后的宏观调控留下较大余地。重要的是国债使用方向和规模的调整，应以支持增长速度的建设项目为主，转向以解决体制转轨中的深层矛盾，如补充社保基金缺口、化解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减小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中差距等为主。

第六，关注高增长产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例如，汽车数量的快速增长，加剧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闹市区的拥挤；石油供给条件上的某些不确定性，使人们对汽车能源供应的可持续性怀有疑虑；环境污染压力可能随汽车数量增长而上升。从中长期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在解决中可能赢得新的发展机遇。但如果对这些问题缺少足够重视和对策，则可能使汽车产业的发展受阻。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随着汽车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要及时调整城市发展战略。有汽车大众消费的城市结构与没有汽车大众消费的城市结构是大不一样的。汽车数量增加无疑加大交通压力，另一方面也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活动空间，推动功能分工基础上的城市卫星城建设，使城市建设进入郊区城市化阶段。解决汽车数量增加后的交通拥挤问题，将为城市结构的升级提供契机，除了汽车需求的增加外，还将带动住宅、轨道交通等新增长点的发展，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非常重要的动力。

当前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来之不易，是我们多年来所企盼的，必须倍加珍惜、维护和发展。对出现的问题，应当也完全可能在发展、改革、开放中求得解决。增长速度能够再提高一点，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能够再增强一点，对我们这样一个依然处在经济转轨和工业化进程之中的大国，实在是很重要的。简而言之，发展还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