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部制改革构思》

中国大部制改革构思

二、背景：我国进行大部门体制改革的行政环境

进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无论是目标的确立还是路径的选择，都要从新的起点思考和分析。目前而言，我国进行大部门体制改革的环境已经基本成熟。

第一，我国进行大部门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实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的经济社会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者———政府必然首先要面临自身科学发展的问题，只有其科学发展才能领导社会走向和谐。因此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我国政府推进以职能转变为主导的大部门机制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第二，公共服务问题的突出，公民参与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公民社会的自我发展和健全，是我国进行大部门机制改革的重要原因。

以往我们发展的重点一直是强调经济总量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忽视了公共需求与公共服务。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同时，社会参与意识的增强，信息渠道的增加，要求现代政府的建设必须本着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多方参与的方向发展，才符合多元利益主导下的社会发展方向。因此，转变政府职能，确定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就更加重要。

第三，政府自身建设的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也对政府改革造成现实的压力。

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十年里，根据十五大和十六大要求进行的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由于我国缺乏法治的传统和历史文化积淀的惯性，对苏联模式的传统意识形态未做系统的清理，并且由于实行民主法治势必会对一些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造成损害，导致出现官员腐败、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此，鉴于大众的预期和社会的实际需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尽可能朝着一个良好的公共治理结构的方向发展是进行大部门机制改革的又一重要背景。

三、困境：我国实行大部门体制的障碍

（一）政府整体职能定位的落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进行的五次机构改革未从根本上解决现有行政机构设置的弊病，目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政府整体职能定位落后，主要表现在：首先，政府职能转变不够彻底，职能范围不清，使得越位、缺位、不到位的情况仍然存在。政府过多地参与私人产品的生产和提供，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还较多，政企不分、政资不分。而迫切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方面存在明显的缺位。

（二）实行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的适当分离，完善公共治理结构

从宏观来看，大部门体制将依据中央“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政府职能和决策、执行、监督适度分离又相互协调的要求进行改革，构建由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类部门组成的政府组织机构的总体框架。为此，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国务院所属机构可考虑进一步整合，拓宽主要部委的职能，完善外部监督机制，逐步向大部制过渡。例如向大交通、大文化、大农业过渡。我国许多直属机构和具有公共职能的直属事业单位，如安全、质量、食品、药品监督等，可参考美国等建立政府独立管制机构，这类机构虽不作为政府组成部门，但拥有相当独立的规制权、管理权以及行政裁决权，以凸显其专业性和独立性。推行大部制主要是集中和综合决策，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对“三权”进行理清并使其相互制约，形成良好的权力制衡与监督的运行机制，建立决策、执行、监督分开的行政管理体制，确保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效，完善公共治理结构。当然大部门在集中一些行政职能的时候，也要防止出现权力的膨胀和监督的空位。

（三）健全和完善社会自我管理机制，建立有效的政府监督体系建立社会协调机制是形成社会管理新格局、有效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保持社会安定有序的重要的制度化手段，也是建设大部门机制的充分条件。从宏观角度来看，要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制格局，改变组织建设重垂直管理轻横向协调的做法，充分发挥社区、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的整合功能，建立多层次、多纽带的整合机制，健全完善城乡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大力培育发展公益服务、行业管理、经济协作类社团组织，大力发展中间组织在基层组织、公众和中央政府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同时有效调节社会不同方面利益关系，建立适应社会变革的利益协调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利益刺激产生发展动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