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制度几大弊端仍需改革|试分析我国传统干部制度的弊端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下简称《讲话》)的重要讲话。时过32年,我们重温这篇被世人称之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的讲话,依然感到振聋发聩。

正是在这篇讲话的指导、引领和推动下,作为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开始破冰前行,并逐步走向了深入:打破了“神秘化和手工业方式”,一些具有民主元素的具体制度和做法在各地不断涌现,如“扩大基层民主选举范围”、“公推直选”、“民意测验”、“民主公开竞聘”、“差额选举”、“民主评议”、“任前公示”等等;实现了从“关门选拔”到“开门竞选”、从“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到“多数人在多数人中选人”、从“伯乐相马”到“赛场选马”的重大转变;进入了由“局部改革”、“单项突破”到“全面规划”、“整体推进”的新阶段。

各地不断涌现的具有民主元素的具体制度和做法以及“重大转变”、“新阶段”,彰显出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尽管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照《讲话》,联系现实,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以至于现行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还存在着积习流弊。不仅如此,在改革进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矛盾新问题。不管是积习流弊也好,还是出现的新问题也罢,都是现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弊端。

这些弊端如果不能被有效地革除,会极大地抑制干部队伍的生机活力,极大地影响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极大地制约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健康发展。而要革除这些弊端,必须找出弊端所在。这也是革除弊端的逻辑起点和前提。那么,我国现行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都存在着哪些弊端。我认为,撮其要者,有以下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官僚主义产生的温床和土壤没有

彻底清除

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事实上,这种“令人无法容忍”的官僚主义在当今也是广泛地存在着,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为什么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是因为官僚主义产生的病根还没有彻底清除。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曾经对产生官僚主义的病根予以了揭示。他认为,其总病根是“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其另一个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除此而外,“还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

不管是总病根,还是另一个病根,抑或是“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都是官僚主义产生的温床和土壤。而正是这种温床和土壤,导致了今日的官僚主义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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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长制的作风,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明确地讲过:“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他认为:“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干部“能下”、“能出”问题缺乏制度性安排。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是干部人事管理的客观规律,也是干部制度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但在现实中,干部是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

当年,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针对当时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明确指出:“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